犯罪分类与分层的立法价值及实现路径

刑法的科学化,要求实现犯罪的分类与分层。立足立法层面,犯罪分类作为立法者编排刑法分则各章、节的前提而存在,是犯罪分层的基础,应以所保护的法益内容为标准进行划分;犯罪分层属于犯罪分类的一个向度,应以行为人为基准进行。犯罪分类与分层能共同影响刑事法网的范围、推进我国刑法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增强刑法的制度自信。实现犯罪的分类与分层,旨在追求刑法分则体系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及实用理性,应采取“小章制”的刑法立法形式,推动犯罪分类的精细化,并根据实施侵犯同类法益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促进犯罪分层的合理化。

以犯罪分类为基础的狱内防控模式

监狱安全的核心在于狱内犯罪的防控，狱内犯罪防控必须以犯罪分类为基础。狱内犯罪可以分为预谋犯罪、情景犯罪和激情犯罪三类。狱内防控主要有三种模式：预谋犯罪——主动侦查模式；情景犯罪——排查防控模式；激情犯罪——处置和解模式。

论犯罪分类的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刑法》第210条之研究

我国修订后的新《刑法》,对危害税收征管罪作了较为完整严密的规定。本文认为其中的第210条的规定欠妥:(1)将侵犯不同客体的犯罪行为,依行为手段的相同而定为一罪,不符合犯罪分类的理论与立法实践;(2)对同一罪设立两种量刑标准造成司法困难。此外,本文还对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几种复杂情况作了分析。

犯罪分类的观念与形态

刑法学注重事后合理的定罪量刑,表现在犯罪分类上,主要以行为性质展开,关注的是行为的法益侵害属性,竭力表述不同性质的行为在具体犯罪构成上的区别;犯罪学注重揭示犯罪原因、强调事前犯罪预防,表现在犯罪分类上,主要展示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个别特征的犯罪人的类型;同时关注说明犯罪人人格特征的行为类型。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刑事近代学派的思想只是一种观念的引导,它的刑法学意义必须通过刑法规范的形式,转化成具体的技术方法;尽管思想为根、为本,但是技术为体、为形;并且,若是缺乏了技术操作,则无所谓刑法。

我国犯罪分类研究——简评持有型犯罪的犯罪分类

我国现有的犯罪分类是依据行为充足犯罪的观念形象进行划分的,无法准确识别犯罪及犯罪的性质。我国刑法的犯罪分类应立足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以危害行为充足犯罪观念形象时侵害法益的样态为标准进行划分。持有型犯罪属于行为犯。

论犯罪分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犯罪分类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问题,通过犯罪分类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犯罪,把握犯罪趋势,制定出合理的刑事政策,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学者关于犯罪分类的研究颇丰,但是大多数是为了犯罪分类而分类,没有把犯罪分类的基本理论阐述清楚,因此需要以刑事政策为视野,系统的阐述犯罪分类的概念及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并对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分类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古罗马刑法的特征及犯罪分类

古罗马帝国给后世遗留下诸多遗产,完备的罗马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古罗马法中虽然以古罗马民法的精密完备为著称,但古罗马刑法的成就也为世人所瞩目,在西方法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罗马刑法中对犯罪分类之详尽更令后人叹为观止,亦对后世给予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刑事立法中的犯罪分类

苏联的刑事立法把犯罪划分为五类:特别严重的犯罪、严重的犯罪、中等危害程度的犯罪、不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轻微的犯罪。下面简述各类犯罪: 1.特别严重的犯罪。苏联刑事立法并没有提供特别严重的犯罪概念的定义。苏联学者根据《纲要》第22、23条的含义推导出,特别严重的犯罪是依法应处剥夺自由10年至15年的或死刑的故意犯罪。列入特别严重的犯罪范围内的有10余种犯罪,如间谍罪、恐怖行为。

以犯罪分类为基础的犯罪预防体系研究

犯罪问题己经成为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难题,如何预防和控制犯罪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分别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为重心,系统地进行犯罪分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这对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鉴于此,要想区别各种犯罪的异同,就必须研究它们的分类,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犯罪的预防与治理难题。

罗马刑法中的犯罪分类述评

罗马民法尽管极其精密完备,但是,其刑法在西洋法制长河中也享有崇高地位,然而,这却为学界所忽视。罗马刑法中的犯罪分类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10年及1994年法国刑法典皆能找到她的影响。

刑罚根据完整化上的犯罪分类——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行为犯的关系论纲

把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作为犯罪既遂类型,是一种理论上的因果倒置。这些概念并不是在明确了犯罪既遂标准后根据既遂标准的不同所作的犯罪分类。相反,侵害犯与危险犯、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划分,对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危险犯与侵害犯、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划分需要以法益理论为前提,以完整化的刑罚根据为视角。侵害犯与危险犯是以犯罪完整化的刑罚根据在性质上的不同(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法益的危险)为划分标准的。结果犯与行为犯是以刑罚根据完整化是否包含结果要素为划分标准的。由于两组概念的划分标准不同,因而并非对应或者并列关系,也非包含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交叉的结果,便形成了四种犯罪类型:实害结果犯、危险结果犯、侵害行为犯、危险行为犯。这些犯罪类型的划分是理解犯罪既遂的基础,但并非从属于犯罪既遂理论。

论经济犯罪的“条件性出罪机制”——以犯罪的重新分类为视角

近年来刑事立法机关对于涉税犯罪案件、信用卡诈骗犯罪等经济犯罪的处理呈现轻罪化、出罪化的趋势,将特定类型的经济犯罪纳入到"条件性出罪机制",这对于刑法评价某些经济犯罪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条件性出罪机制"对于犯罪分类的重新界定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应该以法益是否受到实际侵害、是否能够完全恢复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一双重依据将犯罪划分为法益可恢复性犯罪与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以使刑法理论契合并推进经济犯罪"条件性出罪机制"的司法实践。

各国贿赂犯罪立法分类比较研究

贿赂犯罪是一类较为常见的犯罪,其类型及结构颇为复杂。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贿赂犯罪立法分类加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着重通过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行贿与受贿、背职贿赂与履职贿赂、事前贿赂与事后贿赂、介绍贿赂与影响力交易、自然人贿赂与法人贿赂以及国内贿赂与海外贿赂的集中介绍,全方位认识贿赂犯罪,总结各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所共同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寻求贿赂犯罪分类中的共同规律,转换思维方式和法律理念,探索先进的立法技术,进而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审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指出其诸多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揭示出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论争议在于独立成节是否合理与必要。通过对犯罪客体分类标准以及法条竞合适用的分析,金融诈骗罪的独立成节凸显了"特殊优于一般"还是"重法优于轻法"两种处理方式上的矛盾。然而,金融诈骗罪作为罪群式立法更能保护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亲融,应当受到更多的包容。

论我国刑法总则中的犯罪分类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分类,既包括刑法分则规范对犯罪的分类,也包括刑法总则规范对犯罪的分类。理论界对刑法分则规范中关于犯罪分类的研究,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从而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体系。但是,对刑法总则规范中关于犯罪分类的研究,则相对显得不足,甚至没有予以必要的注意。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刑法学犯罪论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文试图结合我国刑法总则性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就犯罪的立法分类问题作一粗略的研讨。

浅论犯罪的分类和犯罪的预防——以行为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思考

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分别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为重心,系统地进行犯罪分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刑法学与犯罪学与之相呼应,也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者主要以行为性质展开,关注的是行为的法益侵害属性,竭力表述不同性质的行为在具体犯罪构成上的区别,而犯罪学主要展示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个别特征的犯罪人的类型。因此,有必要以犯罪学为基础,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探讨犯罪分类,提出微观预防与宏观预防相结合的犯罪预防体系。

控制论在犯罪人分类中的应用初探

系统科学自从创立以来就得到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应用,然而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却很少,本文即为系统科学在犯罪学领域深入应用的初探。文章主要阐述了《控制论》中的模糊集合在犯罪人分类要求中的应用,模糊聚类分析在犯罪人分类标准中的应用,以及时变系统理论在以矫正犯罪人为目的分类中的应用,以求有助于实际工作中对犯罪人分类的量化和系统化。

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

在犯罪人分类的标准选择上一直存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但是单纯的客观主义标准或主观主义标准无法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犯罪人格”的概念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能够成为划分犯罪人的科学标准。建立以“人格”为标准的犯罪学分类理论,应当成为犯罪学的发展方向。

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

在犯罪人分类的标准选择上,一直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但单纯的客观主义标准或主观主义标准均无法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犯罪人格”的概念因其丰富的内涵,能成为划分犯罪人的科学标准。建立以“人格”为标准的犯罪学分类理论,应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发展新方向。

论犯罪的分类和犯罪的预防——以行为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思考

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分别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为重心,系统的进行犯罪分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这对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刑法学与犯罪学与之相呼应,也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者主要关注犯罪的行为性质,所表述的是不同类型的行为在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上的差异,而犯罪学主要展示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个别特征的犯罪人的类型。因此,有必要以犯罪学为基础,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探讨犯罪分类,提出微观预防与宏观预防相结合的犯罪预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