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跟踪骚扰行为犯罪化的体系构建与价值镜鉴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跟踪骚扰行为法律治理的逻辑起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跟踪骚扰行为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社会问题。为有效应对跟踪骚扰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犯罪化的形式加以回应。台湾地区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修改传统分散式规制模式,制定专法“跟踪骚扰防制法”,对跟踪骚扰行为进行统一而全面的立法规定。内地地区同样面临跟踪骚扰行为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难题。因此,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制定跟踪骚扰行为专门法律。在完善法律机制的进程中,应当防范网络科技为犯罪行为注入的新元素,加强立法的前瞻性,发挥法律的预防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提供丰富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根据。

“真正”轻罪立法的犯罪化与司法的出罪化

伴随行政犯罪名增设的常态化和扩张化,轻罪治理成为影响刑法立法科学化的重要因素。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罪名设定和法定刑配置上,鲜见有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单处拘役刑的条文。现有刑法中轻罪罪名体系,无论是从罪名的轻罪角度,还是从法定刑的轻罪角度看,都超出了传统刑法理论探讨轻罪治理的一般性范畴。对于轻罪的研究,应在区分罪名的轻罪和法定刑的轻罪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类型化的回应思路。尤其对于罪名层面上的真正轻罪,应在肯定立法扩张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同时,从轻罪罪名数量上的形式犯罪化、轻罪罪名保护法益扩张的实质犯罪化两个层面,探究其立法犯罪化的逻辑机理,以此指导真正轻罪的司法适用,并通过司法出罪机制合理限缩轻罪适用空间,实现轻罪立法扩张化与司法出罪化的有机协同。

醉驾行为非犯罪化的治理风险及其防范

醉驾行为的非犯罪化固然有节约司法资源的成效,但也存在刑法震慑功能削弱、道路交通危险系数升高、司法认同感降低的治理风险,因此亟需构建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避免醉驾行为非犯罪化引起的负面效应。研究认为:首先,对于被非犯罪化的醉驾行为人,交管部门应构建驾驶记录报告制度,以实现对其驾驶行为的切实监管。另外,考虑到现实中仍会有部分醉驾者最终被定罪处罚,为了有效助力其回归社会,提倡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其次,基于立体刑法学启示,寻求刑法与行政法联动,构建行刑衔接制度,优化醉驾日常的行政执法模式。最后,基于犯罪学视野下醉驾行为预防立场,探索构建醉驾情境、心理学与医学上的预防制度,以达到醉驾行为事前治理和源头治理的目的。

双重犯罪化背景下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

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正案的先后双重犯罪化是我国刑法立法活性化过程中的本土特色现象,这种双重犯罪化的现象在近年来的修法中尤为突出。当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司法解释施行之后、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前,审判时刑法修正案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如何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就成为一个亟待探究的问题。从旧兼从轻原则中的“新法”和“旧法”均指刑法规范的整体而非个别法条,司法解释应当属于“新法”和“旧法”的内容,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后,先行犯罪化的司法解释并不自动失效。解释论上,被先后犯罪化的行为可能同时适用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立法论上,应当强化立法机关在犯罪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提升修法频率,优化立法模式。

犯罪化的根据:一个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经过长时间发展,德日刑法和英美刑法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犯罪化根据理论。作为德日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的核心内容,法益侵害理论和比例原则一起,共同指引着德日两国立法上的犯罪化。英美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以范伯格的论述为代表,包含危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域外犯罪化根据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立法上的犯罪化,具有诸多启示。首先,行为是成立犯罪的基础。其次,评价行为是否应该被犯罪化的核心要素是利益。再次,犯罪化须考虑传统文化、刑事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最后,要结合犯罪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有效性等辅助原则整体分析。

论治理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以立法犯罪化为背景

随着犯罪化趋势的发展,由积极立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刑事司法系统面临严峻的难题。为回应现实需求,刑事诉讼的轻罪处理方案需谋求“治理化”转型,以更有效地完成治理任务。在此背景下,将治理理论引入刑事诉讼恰逢其时,前者可以在治理过程、治理手段、治理主体等多方面为刑事诉讼转型提供思路。具体而言,轻罪治理范式的调整可以从保障犯罪人实质化的程序参与、拓宽司法非罪化渠道、调整权力向度推动协同治理、搭建程序运行的保障机制等方面展开,推动轻罪诉讼治理化的实现。

隔空猥亵入罪视角下性引诱儿童行为犯罪化之证成及路径

性引诱儿童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儿童的性剥削,与隔空猥亵同属于性侵害行为。基于对称性刑事立法理论,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入罪为性引诱儿童行为入罪提供了对称参考的依据。在网络时代,性引诱儿童行为的危害更为严重,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预防性犯罪化的立法趋势,在性剥削理论视角下性引诱儿童行为犯罪化具有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性引诱儿童行为犯罪化亦应注重入罪与出罪的均衡,合理界定保护对象的范围,适用“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的阶梯式规制模式,重点打击性试探行为,同时引入“两小无猜”法则和年龄认知错误规则作为出罪事由,在实现刑法早期介入的同时维持刑法的谦抑性。

纪法衔接中非犯罪化处理之隐忧及制度构建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被明确写入党内法规,这既是破解腐败案件发现难、调查(侦查)难的有效之策,也是法益权衡原则的体现。但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四转三”被滥用的现象,即对已构成职务犯罪但自动投案、认罪悔罪的被调查人,不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转化为“第三种形态”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着合法性存疑的问题,引发较多争议,也对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了化解反腐败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建议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借鉴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撤案、不起诉制度的规定,在《监察法》中完善相关条款明确适用的条件与程序,从而在“四种形态”的转化上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立法犯罪化及其应对

以轻微犯罪为主的犯罪化趋势已成为我国近年来刑法修正的核心特征,不少学者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其是应对风险社会安全刑法观的表现,担忧过度强调安全有损刑法保障自由的价值目标。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阶段决定了刑法必须有效应对安全威胁,同时也应兼顾公民自由的保障,因此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刑法发展的指导思想,构建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与以往不同,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以安全威胁为核心,兼顾安全和自由,关注安全威胁间的联动性,注重效果可持续性。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等,要求采取以下措施:科学确定总则的处罚范围;注重安全威胁间的相关性;合理设置犯罪门槛下限;设计匹配的轻微刑罚制度。

论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之治理——以西南G省为研究样本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解组现象加剧、犯罪结构变化、身心特征发展,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在持续高发态势的同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继续加剧、辍学少年比例较大、恶性犯罪比例上升等新特征。究其根源,家庭监管不力、学校教育不到位、成长关联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力量薄弱等因素均属该种现象的诱因。为此,应强化家庭监管功能,更新学校教育理念,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现代化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法治体系建设,构建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社会治理机制,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轻罪时代犯罪处遇模式的重构与完善

轻罪时代来临,对犯罪处遇的理念与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时代变迁,须确立人本化、类型化、一体化、社会化的犯罪处遇理念。应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程序简便化及执行宽和化为导向,完善轻罪处遇。轻罪时代不能忽视重罪治理,应在平衡刑事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前提下,优化重罪处遇。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犯罪处遇的配套机制,包括犯罪人的人格调查制度、行刑衔接机制以及前科制度等。

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犯罪化的理论证成与立法设计——从冒名顶替和篡改志愿行为切入

近些年来伪造、篡改档案行为频发,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充分的刑罚当罚性,不仅危及档案工作的公信力,还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宪法性权利,通过行政与民事手段治理此类行为均存在缺陷。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立伪造、篡改档案罪这一独立罪名,导致对该行为的刑事规制面临罪名适用不当、惩治效果不足、震慑作用有限的困境,因此刑事立法亟须将伪造、篡改档案的行为犯罪化。《刑法》增设伪造、篡改档案罪能够回应档案治理的现实需求、体现刑法的积极主义立法观、促进档案治理行刑有效衔接的实现,立法过程中可借鉴国内既有的档案类犯罪的立法经验和参考域外伪造、篡改档案类犯罪的立法实践。应当明确伪造、篡改档案罪的保护法益、体系地位和犯罪构成,厘清本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的犯罪竞合问题和本罪的犯罪形态问题。

集成电路侵权行为犯罪化研究——基于刑法立法、解释上的二元解构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刑法保护须通过集成电路侵权行为的犯罪化以实现。集成电路侵权行为犯罪化符合我国刑法修订犯罪化的总体趋势,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并不矛盾,体现了我国当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我国应选择立法路径来实现集成电路侵权行为的犯罪化。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统合的犯罪界定模式;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应将布图设计解释为与权利人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相同或相似的布图设计;在犯罪成立的阻却上,应充分考虑权利穷竭、独立创作、强制许可、善意侵权等犯罪阻却事由。

理论阐释与路径选择: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

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中体现政策烙印的罪名也因社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纵观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都是以犯罪化为主题。202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三孩”政策的落地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提供了契机。当下,人口政策的理念已由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缩小了本罪的适用空间,司法适用率低下是本罪应当非犯罪化的现实动因。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刑法的谦抑经济性要求为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立法上实现非犯罪化是理想的路径,但在立法未作改变之前,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可行的现实路径。

“车闹”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

近年来,社会中频发乘客抢夺公交车方向盘、乘客与司机缠斗等危及公共安全的“车闹”事件,甚至出现因司乘纠纷导致车辆坠江的悲剧。此类事件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新罪名“妨害安全驾驶罪”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立法者将危及公共安全的“车闹”行为明确犯罪化,对“车闹”行为人进行有效规制;而将“车闹”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主要是民意与立法意的双向互动、完善刑法分则的现实要求、和谐法治社会治理的需要与法治化进程的关键表现等。新罪名的出现将给现有的司法实践带来更具说服力的判断依据及对未来法治完善的思考。

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研究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将无被害人犯罪犯罪化与自由主义冲突,不利于合理划分刑法与道德的界线,违背刑法的谦抑性、法益保护等原则,所以应当将无被害人犯罪以非犯罪化。我国刑法虽然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现行刑法中聚众淫乱罪和赌博罪等确有修订的必要。

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之理性分析——报应刑刑事政策视角的观察

非犯罪化、非刑罚化是现代刑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关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合理性问题仍需进一步加以研究。过去,学者们往往从某些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论证使这些行为非犯罪化的合理性问题。本文认为,使一些行为非犯罪化的主要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因为刑法能否对这些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报应刑理念是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相冲突的,要实现犯罪化、非刑罚化必须放弃报应性理念。本文认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报应刑理念并不冲突,用报应刑理念完全可以解释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合理性问题。

法治语境下犯罪化的未来趋势

现代社会治理中,刑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犯罪圈的大小是决定刑法作用广度与深度的关键因素。近些年来,国外刑法呈现过度化的现象,自由主义、谦抑性原则等成为限制犯罪圈扩大的主要理由。在借鉴国外的非犯罪化理论时,应当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虽然我国通过立法、司法在不断扩大犯罪圈,但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仍处于"小而重"的状态,即犯罪圈狭小、刑罚过重。扩大犯罪圈,使刑罚宽缓化是我国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我国的刑事法治现实。犯罪圈的扩大并不必然违背谦抑性原则,压缩公民的自由,反而能够有效限制警察权,提升司法权,更好地实现法治。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 ,因此 ,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 ,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 ,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恶意欠薪之犯罪化理据探寻——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的考察

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成为时下的热议话题,但是,立法者对于犯罪圈的划定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受诸多客观因素之制约及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无论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性还是从现有的法律制裁抑或域外法考察,恶意欠薪行为均已具备犯罪化的充分条件,刑法修正案(八)顺应时变,将恶意欠薪行为予以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