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中国犯罪形势变化与趋势--2019-2020年中国犯罪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9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持续下降,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侵犯财产犯罪仍是最主要的犯罪类型,依托网络黑灰产沃土的网络犯罪日新月异。偶发的暴力袭医事件引起了社会对医院安全的忧虑,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和被害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交易走私犯罪走进公众视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改变了社会运行的正常轨道,犯罪现象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疫情蔓延期间犯罪数量大幅减少,但是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犯罪行为有所增加。随着经济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犯罪数量会逐步增多。下半年随着疫情的好转,犯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一样将回归正常的轨道。违法犯罪出现的新特点、新情况作为疫情引起的主要次生社会问题之一应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做到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制度变迁与犯罪率变化

当代中国犯罪率的率化源于制度变迁,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理想犯罪率的高低和犯罪率结构的变化;制度的运行状态决定了附加犯罪率的高低。理想犯罪率的上升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所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因此,当代中国犯罪问题的治理,其实质是努力降低附加犯罪率,即使制度运行处于良性状态。

犯罪结构变化下轻罪的刑法区别治理

本论文探讨了刑法区别治理轻罪的概念、原则和策略,并分析了其在适应犯罪结构变化和保障刑罚合理性方面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刑法区别治理轻罪是一种个案化、适度性和追求社会效益的刑罚处理方法,通过充分考虑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实现刑罚的精确、公正和有效,推进该策略需要立法、司法实践、矫正机制和社会参与等综合策略和措施的支持,刑法区别治理轻罪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能够适应犯罪结构变化并保障刑罚的合理性。

中国犯罪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2019)

2018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和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持续下降。扫黑除恶等严打整治活动促使群众安全感明显提高,社会矛盾风险排查化解机制促使犯罪机会和条件明显减少。从犯罪类型结构来看,传统犯罪逐步减少,但"互联网+传统犯罪"愈演愈烈,新兴行业领域犯罪凸显,非法集资、"食药环"犯罪、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等社会关注度较高,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出现了新特点,"大老虎"的"通病"和"微腐败"群体持续显现。2019年随着扫黑除恶、安保活动和社会治理的逐步深入,刑事案件立案数和被判处罪犯人数预计会有所增加,有抬头迹象的"盗抢骗"等多发性犯罪、新型涉众经济犯罪、极端暴力事件仍是防控的重点,同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专项治理向深挖根治、行业治理和源头治理转化。

河南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研究

河南省城镇化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对犯罪形势变化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犯罪率将呈现先升后降最终稳定的态势;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职务犯罪等将会激增;各种类型犯罪在短期内都会大量增加;一些社会管理控制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有可能成为犯罪孳生地。河南省应实行综合治理的犯罪防控战略。

年龄与犯罪

犯罪与年龄有着密切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统一报告》的统计表明,在大部分犯罪中,50%左右的被逮捕人年龄不足三十岁。这种现象可以从年轻人的社会关系、认知水平和身体发育等多方面寻找原因,而年龄—犯罪曲线的变化也跟犯罪类型和时代原因有关。年龄—犯罪曲线在青少年之后呈下降并趋于平缓趋势,但仍有较多人的犯罪曲线直到老年后才下降。

新冠疫情背景下服务设施关停对暴力犯罪的影响

抑制犯罪的高发突发是国家社会治安的重大需求。新冠疫情防控影响了城市各类服务设施的运营状况,由此可能带来犯罪主体的日常活动变化,因此它可以看做是一场大范围的犯罪预防“自然实验”。论文以ZG市为例,利用STL时间序列分解和局部差分莫兰指数等方法,分析“疫情前”和“疫情中”ZG市暴力犯罪的时空格局及集聚变化特征;同时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疫情防控背景下服务设施关停对暴力犯罪的影响;并结合地理加权泊松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服务设施的影响在空间上的异质作用。研究发现:(1)ZG市暴力犯罪的数量总体趋向减少。即“疫情前”暴力犯罪平缓下降,而“疫情中”则急剧下降。(2) ZG市暴力犯罪在“疫情前”和“疫情中”均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但这两个时期的犯罪热点发生了明显变化。“疫情前”和“疫情中”犯罪热点集中在中心城区;但与“疫情前”相比,“疫情中”犯罪热点的面积大幅减少且分散。(3)基于局部差分莫兰指数对“疫情前”和“疫情中”犯罪变化特征进行探测,发现“疫情中”ZG市中心城区变为暴力犯罪减少的区域连片,形成“低低”集聚区,而其周边区域变成暴力犯罪增加的区域连片,形成“高高”集聚区。(4)与“疫情前”相比,本文验证了“疫情中”各类服务设施对暴力犯罪的影响均有所减弱。例如,餐饮店、商业街、网吧对暴力犯罪的促进作用出现了减弱,公交站、学校对暴力犯罪的抑制作用也有所减弱。最后,进一步发现餐饮店、公交站更受新冠疫情关停政策的影响,与“疫情前”相比,“疫情中”餐饮店和公交站保持正常运营的数量和分布在空间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对暴力犯罪的减少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国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变化——基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背景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是指黑恶势力以农村为根基,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联结所形成社会团伙在农村地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在专项行动后手段趋向软暴力化,重拳出击下,也使其抱团取暖趋向组织化、职业化等。有必要对其加强防控,以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化及职业化后向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转变。

轻罪治理的实证分析和司法路径选择

从1997年《刑法》公布以来20余年的刑事立法进程,梳理轻罪立法走向;以1999年以来的犯罪结构变化,观察轻罪化犯罪态势,分析我国轻罪治理的立法基础和社会基础。结合轻罪治理的实践难题和理论争议,提出司法改革路径,包括设置合理的入罪标准,限制轻罪立法的适用范围;完善出罪细则,降低对裁量权的依赖;提升非监禁强制措施、非监禁刑的适用;建立轻微犯罪犯罪记录封存及前科报告消除制度,防止实质的重刑化趋势和犯罪“标签”泛化;更新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增强轻罪治理意识。期待通过综合施策,提升我国司法领域的轻罪治理能力和水平。

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问题研究——以“两高”工作报告为基础

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轻罪化”时代。在此背景下,轻罪诉讼制度体系成为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探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应首先从“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入手。轻罪化的脉络不仅可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获得验证,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出现的“制度真空”也要求刑事司法加快轻罪诉讼制度体系构建的脚步。因此,应当以中国的现实和变化为切入点,将刑事诉讼程序分流体系等与之相关的制度归入其中。在此基础上,结合域外立法汲取有益经验建立配套机制,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注重公平正义的“中国式”轻罪诉讼制度体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新探

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修改,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不予受理”增改为“一般不予受理”,引起刑事诉讼格局的微调。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的规范解读及对典型司法案例的检视,可以揭示司法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从全面排斥到初步接受的态度转变。对司法数据加以解析可知,此种态度转变的实质原因在于犯罪类型的结构性变化——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比重大幅下降。在此契机下,可以德国、法国等国的法治经验为镜鉴,探索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优化路径:通过实体类型标准、严重损害标准与严格例外标准这“三重标准”对受理范围加以规范,尤其以强奸案、侮辱诽谤案、侵犯未成年人身权利犯罪三类案件为突破点,细化“一般不予受理”的范围。同时,通过执行机制、财产保全机制和国家补偿机制等配套保障机制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助力。

侵财次数、数额的定性作用——写在多次抢夺入罪之际

划分侵财犯罪的价值原点是保护财产权及其基本秩序,因此"平稳的占有"作为财产权的下位概念,并非执意于"非法占有是刑法保护的法益"。其中所侵之财限指具有客观价值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在预设同一侵财方式基础上,立法者保留以赃计罪的传统公式和增设侵财次数计罪的新要求,是强调评估受损或即将受损的财物价值的核心意义,因此并非铺陈两条并行的以量定质的道路。由数额和次数合成的定性"多次’’侵财犯罪的半径,还决定了侵财次数通常依附和补充数额,多次实施不同侵财方式,定性仍依赖于对某次的计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