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犯罪圈的立法逻辑与价值导向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采取新增罪名和改变犯罪构成要素方式扩大犯罪圈,是近年刑法修改的主要态势。设置抽象危险犯、改结果犯为情节犯或具体危险犯,以及帮助行为正犯化,都因降低犯罪门槛而使得刑法触角深及传统行政领域。除将背信行为犯罪化外,刑法扩张目前尚未逾越公法制裁中的人身罚边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立法者在网络空间和新经济领域布设行为禁区,既有犯罪化性质又同时彰显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的作用。这符合法律稳定性和适应性的辩证统一规律,而且顺其修法,整合公法制裁和提升其司法化程度似成气候。但犯罪化毕竟不具有天生正当性,为确保刑法定位于“保护人民”,法益尤其是具体法益仍是划定犯罪圈的中轴,防止犯罪圈因为安全需求而无节制扩张,具体法益原则是确保犯罪圈扩大和人权刑法平衡的保险阀。

论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重构——以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调整为视角

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建立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规定的基础之上。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作出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刑法却并未对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使得当前我国刑法中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设定既不符合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无法实现惩罚破坏公司资本制度犯罪、规范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目的。因此,应当改变我国现有的以保护国家对经济秩序的管理制度为先导的立法理念,在以尊重经济自由、公司意思自治和维护商业交易中诚实信用原则为立法理念的指导下重构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

划分盗窃犯罪圈的基本规律

定性盗窃须依据实体标准,《刑法修正案(八)》扩大盗窃犯罪圈却有收紧制裁圈之效;司法解释虽在立法基础上具体定性规则,数额的经年不变却可能令犯罪圈隐性扩张;为此,个案情节的适用能够起到内敛犯罪圈的作用。定性盗窃还须经程序控制,因为出罪案件未经刑事诉讼程序的过滤,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之疏漏可能被遮蔽,因动机、赔偿情节豁免出罪的理由可能不甚清晰。

我国适当扩大犯罪圈的必要性及思路

在我国各类犯罪问题依然突出的今天,认真思考和研究在我国适当扩大犯罪圈问题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任务,它涉及我国犯罪刑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扩大犯罪圈即是将一些新产生的以及原有的"危害社会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尽快入罪并细化罪名,适当降低犯罪门槛,同时加快在司法、执法方面的配套改革。

犯罪圈的扩张及其合理限制——以我国刑事立法的变迁为视角

犯罪圈的扩张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导方向,现代化的发展、权利的保护是犯罪圈在特定时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内在根据,在于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圈的扩张应当受到合理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考虑新增罪名与其他罪名的关系,考虑国民的感受与认同并理性对待民意,在注重入罪的同时,也应做到及时地岀罪。

犯罪圈的界定及其关系处理

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质上是刑事法如何介入国民生活,如何合理界定刑法圈和如何配置刑罚量的问题。确定犯罪圈必须解决好刑法保障个人权益与保护社会关系之间的协调问题。

从刑罚特性看犯罪圈的界限

细观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存在和变化现实,会发现犯罪圈不断扩张的势头十分明显。这种明显的"犯罪化"趋势是对是错,学界观点不一,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受处罚,其实质也就是国家有无必要对某个或某种行为动用刑罚权的问题,应当关注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可能,动用刑罚是否有效益的问题。

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犯罪圈的调整方向: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犯罪圈划定了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也划定了国家行使刑事权的范围。犯罪圈的大小体现了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而其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立法改革的方向。应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动用刑罚的必要性作为确定犯罪圈的根据。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犯罪圈的两个不同的运动方向,非犯罪化是刑法发展的潮流,犯罪化有利于实现刑事法治,但它们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目前我国社会中既存在传统事故型风险,也存在新型技术风险。我国未来的刑法改革应当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双向并举,但以犯罪化为主,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更好地实现刑法的预防目的。

我国犯罪圈扩张的趋势及其合理控制——以醉驾的刑法治理为切入点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中犯罪圈扩张的趋势极为明显。犯罪圈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创设新罪和调整原有犯罪的罪状这两条路径进行的。犯罪圈扩张导致我国刑法结构开始出现轻重微分层的嬗变。虽然犯罪圈的扩张可能带来对公民权利的负面效果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讲,其符合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需要。犯罪圈的划定与犯罪成立和反社会行为的制裁模式密切相关。当前,从我国特殊的法治现状、国民规范意识培养、对轻微反社会行为的治理效果以及司法资源的配置等方面来看,保留并完善现行的二元制模式优于彻底替换为一元制模式。并且,还应当积极探索完善微罪的出罪路径,在犯罪圈扩张的过程中坚持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并重,协调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理性回应舆情。

论犯罪圈扩张的正当性--以晚近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为基础的分析

犯罪化与犯罪圈不是等同的概念。犯罪圈的扩张说明犯罪化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犯罪圈的扩张是刑法结构转变的必然要求,是劳动教养退出历史舞台后弥补处罚漏洞的必要举措,符合强化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客观需要,是刑法获得国民认同、提升民众规范意识的必要途径。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之后,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犯罪入罪门槛的提高,是对我国犯罪圈扩张趋势的背离。

试析当前刑法立法中犯罪圈扩大化的理由

刑事立法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我国法治化道路上的必然选择。犯罪化是决定犯罪圈扩大化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前的犯罪量在逐年增加,因各时期的刑事政策的影响,增加速度有快有慢。与犯罪总量上的增加相比,新型的案件种类增加较多,细化趋势明显。自1997年刑法典颁布至今的立法实践证明,我国刑法立法目前的犯罪化特点突出,犯罪圈扩大化趋势明显。立足当前,犯罪圈的扩大化体现了法的本质、符合犯罪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满足了社会的新需求。

论聚众淫乱行为不应纳入犯罪圈

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了聚众淫乱罪,但将此种涉及隐秘私生活的行为界定为刑事犯罪,并不是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从法益侵害理论、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价值论等角度衡量,将聚众淫乱行为犯罪化缺乏合理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是刑法对道德领域的入侵,易导致刑罚的负价值。因此应将聚众淫乱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论知识产权法与刑法的衔接--以犯罪圈的划定为路径

以二次性违法理论衔接我国知识产权法与刑法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二次性违法视域下,知识产权犯罪是知识产权法"定性"与刑法"定量"的统一。二次性违法理论不仅能够解决知识产权犯罪本质问题,对犯罪圈的划定亦有影响。刑法在介入知识产权保护时,应遵循适当性与必要性原则。

我国刑法修正案模式下犯罪圈及刑罚结构问题研析

我国刑事立法工作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现行刑法进行修补,虽然使我国刑法体系趋于合理,但仍存在犯罪圈扩张与人权保障失衡及刑罚体系适用紊乱的问题。因此,刑事立法需要重视宪法的指导性地位,将比例原则作为犯罪圈扩张的基础,并以宪法保留理论限制犯罪成立的边界,从实质上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刑法保护。为使刑法实现犯罪圈静态的理性扩张,我国刑事立法在实践中有必要兼顾人权保障、谦抑性与合宪性原则。同时为了优化我国现阶段的刑罚配置,需要在明晰刑罚的实质性功能的前提下,明确刑罚配置、完善刑罚种类实现刑罚执行效果,方能达到刑罚的真正目的。

刑事政策视野下探讨刑法之完善——以犯罪圈扩大为视角

社会的发展,使得我国的刑法需要不断地完善,刑法的完善一定程度上带来的是犯罪圈的扩大。有部分学者认为犯罪圈的扩大,将更多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违背,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侵犯。但时至今日,刑法谦抑性的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对刑法及时予以完善,扩大犯罪圈是其目的所在,无论是防止犯罪还是维持社会秩序,都是刑事政策对我国刑法提出的要求,需要刑法做出积极的回应。

风险刑法理论下著作权犯罪圈扩张之内检

网络环境下,依托于传播技术迭代的著作权犯罪携带着更大的犯罪风险,出于防控新型犯罪风险、创造权利安全的目的,著作权犯罪领域的刑法规制呈现出范围扩张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审议通过虽对当下著作权犯罪刑民衔接障碍作出了一定回应,但立法沿革的“刑法本位”理念与司法上犯罪评价模式情节犯的数额犯化趋向同样伴随着刑法适用恣意之“风险”。风险刑法论基础上的著作权犯罪规制路径优化,应当要求侵权认定上以法益侵犯实质性判断为核心,坚持二次性违法理论;同时通过限缩危险犯类型进行前置化保护限定,为著作权犯罪提供制度衔接与保障。

《刑法修正案(十一)》后时代药品犯罪圈的重置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假、劣药犯罪,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可谓是对药品犯罪的体系重建。对药品犯罪的探究,不仅要立足假、劣药犯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还要考虑对破坏药品管理秩序行为可能适用的其他罪名,以防止“出了此罪,又入彼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药品犯罪的适用遇到一系列争议问题,犯罪圈的界限尚需进一步明晰。药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生命健康,但表征法益是药品管理秩序。以此为基础,“假药”“劣药”的认定应当适用《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并以卖家对产品主要功效的标示或者宣传为标准界分药品与食品。妨害药品管理罪是具体危险犯,但应当区分行为类型来判断具体危险程度,以便利实务操作。

动态犯罪圈的完善——以刑法修正案的实体考量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现已成为修正刑法典的主要形式,但考查刑法实施以来陆续出台的六部刑法修正案,都有扩大犯罪圈之倾向。犯罪圈应是动态的,动态犯罪圈必须是一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双向并举的过程。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分则中存在可以除罪的罪名的情况,应考虑以刑法修正案作为"非犯罪化"的途径和出路,从而将动态犯罪圈保持在一个健康高效的状态,以更好地打击犯罪,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犯罪圈与刑法修正的结构控制

对刑法修正是否犯罪圈非理性扩张的问题,本文以一个"看得见的犯罪圈"作为检验工具,对刑法修正的合理性进行实证检验。在范伯格犯罪化理论的犯罪定义学再解读的基础上,以我国刑法新老文本全部罪名为样本进行比较观察,研究发现一个犯罪圈三环结构。其中心部分由所有可还原为暴力、偷窃、欺骗的典型犯罪构成,中环部分由典型性较弱的定制之罪构成,外环部分是犯罪圈的模糊边界。犯罪圈的三环结构及其比例分布与深埋在大量法条中的某些理论原则相暗合。将20年来刑法修正涉及的一百多个罪名导入三环结构后发现,有69.6%的新罪名和78.3%的放宽入刑范围罪名分布在犯罪圈的中心,是严密典型犯罪刑事法网的正常操作;26.8%的新罪名和18.3%的放宽入刑范围罪名分布在犯罪圈的中环,使某些不典型犯罪为什么入刑获得部分解释;只有3.6%的新罪名和3.3%的放宽入刑范围罪名落入犯罪圈边界,存在一定超越应然犯罪圈边界的风险。基于严而不厉理念和结构控制方法,本文提出,未来刑法修正应体现"结构还原"、"比例控制"、"罪刑有序"三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