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风险刑法理论下著作权犯罪圈扩张之内检

网络环境下,依托于传播技术迭代的著作权犯罪携带着更大的犯罪风险,出于防控新型犯罪风险、创造权利安全的目的,著作权犯罪领域的刑法规制呈现出范围扩张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审议通过虽对当下著作权犯罪刑民衔接障碍作出了一定回应,但立法沿革的“刑法本位”理念与司法上犯罪评价模式情节犯的数额犯化趋向同样伴随着刑法适用恣意之“风险”。风险刑法论基础上的著作权犯罪规制路径优化,应当要求侵权认定上以法益侵犯实质性判断为核心,坚持二次性违法理论;同时通过限缩危险犯类型进行前置化保护限定,为著作权犯罪提供制度衔接与保障。

我国刑法修正案模式下犯罪圈及刑罚结构问题研析

我国刑事立法工作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现行刑法进行修补,虽然使我国刑法体系趋于合理,但仍存在犯罪圈扩张与人权保障失衡及刑罚体系适用紊乱的问题。因此,刑事立法需要重视宪法的指导性地位,将比例原则作为犯罪圈扩张的基础,并以宪法保留理论限制犯罪成立的边界,从实质上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刑法保护。为使刑法实现犯罪圈静态的理性扩张,我国刑事立法在实践中有必要兼顾人权保障、谦抑性与合宪性原则。同时为了优化我国现阶段的刑罚配置,需要在明晰刑罚的实质性功能的前提下,明确刑罚配置、完善刑罚种类实现刑罚执行效果,方能达到刑罚的真正目的。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轻罪治理背景下增设社会服务刑研究

刑事立法和犯罪态势的变化,需要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及时调整。创设新型的轻刑是轻罪治理的一个重要策略。通过考察域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增设社会服务刑这种轻刑。增设社会服务刑是应对犯罪圈扩张的需要,是构建合理的刑罚结构的需要,是行刑社会化的需要。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现有的社区矫正制度和曾经试点的社会服务令为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现实土壤和实践基础,国外社会服务刑的立法为我国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因此,社会服务刑作为一种极具潜力和生命力的非监禁刑,完全有必要纳入我国的刑罚体系,就社会服务刑的性质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主刑的一种,主要适用于轻罪。

腐败犯罪出罪的刑事政策思考

受严厉刑事政策的影响,腐败犯罪刑事犯罪圈过度扩张严重阻碍法治反腐机制的生成。在立法上,严厉刑事政策与预防主义思想相照应,促成腐败犯罪立法的活跃化;在司法上,严厉刑事政策强化了司法积极主义,封闭了腐败犯罪的出罪路径;在理论上,严厉刑事政策模糊了法益的边界,形成有罪思维。要想改变强治标一弱治本阶段严厉刑事政策的法治隐忧,必须转变惩罚性的刑罚观,强化刑事政策宽和面,并将其融入罪刑评价中,确立微罪不入刑的出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