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刑法边界限缩:一种经济学分析框架

金融不法行为犯罪化的经济学基础是纯粹强制金融资源转让,强制是质的内容,以市场交易自愿性为判定。金融市场自愿性分为自愿交易、民商事型、投机型、完全型非自愿交易4类。投机型与完全型非自愿交易是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规制的对象,前者与金融资源所有权减损值结合作为犯罪化标准,即结果犯立罪模式;后者与金融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减损值及其他情节结合作为入罪标准,即行为犯、危险犯、结果犯并存的立罪模式。非违禁品的金融资源自愿交易与民商事型、诱发除金融资源所有权减损之外的投机型非自愿交易,应排除刑法规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行为是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的预备、危险行为,以完全型非自愿为入罪基准,与之相悖逆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等罪应去罪化。

情节犯对风险刑法扩张之矫正

风险刑法对安全和预防的追求,使刑事立法呈现犯罪圈扩大化、处罚早期化和重刑化的特点。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我国情节犯立法表现出明显的活性化倾向,与风险刑法的上述特点呈现完全契合的趋势。然而,风险刑法也有自身的缺陷,在域外也不乏批评之声,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有必要将风险刑法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情节犯作为扩张犯罪圈和限缩犯罪圈矛盾纠缠于一体的立法类型,在限制风险刑法扩张方面具有优势,实践中应注重发挥情节犯限缩犯罪圈的机能,适当抵冲来自风险刑法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