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的误区与辨明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的对象,在袭警罪的理解和适用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当下部分法院针对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认定陷入了误区,即盲目追求没有明文规定的立法目的,而忽略法律条文的基本含义,不当扩大了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究其根源,与国内外辅警制度的差异性、辅警公务行为的特殊性、刑罚裁判结果的相似性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在法律主体上,要对辅警身份进行规范理解,辨析辅警与人民警察身份的法律差别;在法益上,要通过分析法律条文的体系性指向,判断该罪保护的核心法益;在法条关系上,要明确拟制技术的适用局限,进而限定扩大解释的边界;在构成要件上,要分析该罪所涉现实案例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而判断主观恶性程度的差别。基于上述辨析的综合审视,应当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出袭警罪的犯罪对象。

论犯罪对象的遗失与重拾

按照我国刑法犯罪的构成理论,犯罪对象属于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有的犯罪有犯罪对象,有的犯罪没有犯罪对象。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行为必然有对象,犯罪行为是行为的一种,又怎能没有对象呢?那么犯罪对象遗失在了什么地方,因何遗失了呢?一方面是由于混淆了犯罪对象的定义与性质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由于部份犯罪中的犯罪客体在功能上与犯罪对象重叠。刑法学上应该区分一般犯罪对象与特殊犯罪对象。一般犯罪对象是所有犯罪都具备的对象,特殊犯罪对象是选择性对象。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及犯罪对象之界定

当前我国学界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存在多种学说,个人信息权说这一折衷说占主流地位,但是实务中在运用此学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导致实务中对于犯罪对象的数量和性质的认定模糊不清,争议较大。应当认为对于超个人法益说的修正说具有较为清晰的界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并说明了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之间的关系。在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采取修正说作为本罪法益能更好地做到刑法与前置法衔接,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并对于刑民交叉与刑行交叉问题中确定犯罪对象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

传统犯罪对象理论面临的挑战——虚拟犯罪对象

通过司法判例和网络在线与离线交易的事实,使虚拟财产成为犯罪对象。然而,根据传统犯罪对象理论,并不能囊括虚拟财产这一对象,这意味着侵犯虚拟财产不构成犯罪。显而易见,传统犯罪对象理论将虚拟财产排出犯罪对象之外有违司法判例和“网民”的法感情。因此,现实与传统的冲突,迫使我们要尽快重建能够囊括虚拟犯罪对象的新的犯罪对象理论。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研究

妨害公务罪是为了确保国家公务的正常执行而设立的,其犯罪对象在以下方面应予以明确:(1)在共产党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为本罪的对象;(2)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不应成为本罪对象;(3)受托从事公务的人应予以保护;(4)凡是对从事公务行为的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施妨害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都应按妨害公务罪处理。

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侵占罪，根据新刑法典规定和理论界的通说，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①从法条规定和侵占罪的概念来看，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似乎较为明确，即限于三种：一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二是他人的遗...

从精确计量到等约计量:犯罪对象海量化下数额认定的困境及因应

网络犯罪往往具有犯罪对象海量化等特点,按照传统司法的精准计量模式对网络犯罪的数额进行计量、核实和认定存在着客观不能,包括犯罪数额难以认定、犯罪数额的认定难以精确、犯罪数额的真实性难以核实、犯罪数额的认定具有或然性等多种情形。为此,本文提出应当以等约计量模式代替精准计量模式,以实现对法益侵害的适切评价。在适用等约计量时,需要从刑法规定、司法解释、证据规则以及诉讼程序等进行相应调整。

弱人工智能背景下侵犯著作权罪犯罪对象之扩张

人工智能正在冲击传统著作权基本理论,法学理论应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刑法作为推进著作权保护的一般目的的手段之一,不应置身事外。客观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在这一技术背景下形成的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一种“人工智能作品”,其著作权应当归属于对作品投入“个性”的人。当下,人工智能作品大量涌入著作权市场,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法益造成了直接的侵害和威胁。由此,通过价值、规范以及事实层面的分析,可以将人工智能作品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范畴;通过妥适的扩张解释,可以将人工智能作品分别归属于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之“具体作品”之中。

犯罪对象概念分析——以利益为分析视角

文章以利益关系为分析视角,主张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利益有其构成要素;犯罪对象就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或者间接影响的利益构成要素;犯罪对象不仅是具体的人或物,法人、非法人组织、智力成果、行为等只要是利益构成要素就是犯罪对象。

论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

我国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对象，在不同的场合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时被作犯罪客体的表现形式，有时被用作犯罪行为的直接指向，由此产生犯罪对象研究中的各种混乱。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将两种含义分离，前种属犯罪对象，后种则应另设行为对象的概念概括之。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有密切联系，许多情况下两者会发生重合，但其区别也是明显的：它们的作用不同，与行为的联系方式不同，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不同。因此在犯罪构成中，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是同时存在的概念，两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代替。

刑法第265条探究——兼论我国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

刑法第265条并非提醒和重申盗窃无体物的也可构成盗窃罪,而是确立了一种利益盗窃罪。这不仅在我国整个财产犯罪体系中属于一项突破性的规定,而且在大陆法系刑法中都是罕见的,体现了中国的立法特色。

犯罪对象概念的重新审视

刑法学界一直对犯罪对象概念研究不够 ,它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 ,一般只在谈到犯罪客体时 ,才附带作一些解释说明 ,长久以来一直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近年来 ,虽然学界对犯罪对象概念提出了一些富争议性的观点 ,但显得零散而不系统。笔者试图对各家所言作一个梳理 。

国有经济发展新模式下特殊贪污犯罪对象的认定问题

对贪污罪犯罪对象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能否构成贪污罪。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因为国有经济的成分日益复杂多元,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存在形式发生变化,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对贪污罪犯罪对象的把握存在模糊与疑问,有必要以刑法规范为依据,结合相关实际案例,对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尤其是某些较为特殊的对象进行剖析,以便司法操作。

货币可以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在民法上,"货币所有与占有相一致"是一项通行不悖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在刑法领域取得天然的正当性。刑法并非隶从于民法或其他部门法的附属品,而更应该具备独立风格与品质。货币可以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不仅占有他人遗忘或埋藏的货币而拒不归还的行为能够成立侵占罪,而且代为保管他人货币不予归还的行为也属侵占,因该行为具备实质处罚性故而对其也应以侵占罪定罪处罚。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60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全盘接受前苏联的理论,到展开本土性研究形成通说,再到目前的"百家争鸣",我国关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研究逐步深入。关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构成要件地位、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等问题,争论还颇为激烈。当然,在诸如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分类、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功能等问题上,理论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犯罪对象新论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对象的研究没有进一步深入,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区分开来。对此,可引入行为对象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明确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之间的关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合,但其性质、与犯罪行为的联系程度、存在范围均不相同。由此,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作用的,能够表明犯罪客体的存在形式而为构成犯罪所必备的客观存在,其外延包括人、物、行为规范及信息。

移动电话“靓号”应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全国首例“靓号黑客案”的物权法解读

全国首例"靓号黑客案"二审判定移动电话"靓号"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范畴,从而否定其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这是二审法院受刑法学理论界关于盗窃罪犯罪对象的"有体性说"错误指导的结果。"有体性说"的错误根源在于对民法中无体物与有体物相区分理论的错误理解。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应该主动舍弃"有体性说",并应从盗窃罪犯罪对象的几个基本特征入手,认定移动电话"靓号"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论性犯罪对象

以目前我国男性性权利没有纳入立法保护的范畴为切入点,从男性也可能成为性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角度,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立法上关于性犯罪对象的规定,揭示出我国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现状。论文还列举了国外的相关立法例,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议在我国现有关于性犯罪罪名的基础上,扩大犯罪对象的范围,将男子的性权力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从刑事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

论盗窃、侮辱尸体罪的立法完善——以犯罪对象为视角

尸体、尸骨和骨灰均蕴含了人格利益,都应当予以保护。我国1997年刑法增设的盗窃、侮辱尸体罪的犯罪对象不包括尸骨、骨灰。实践中存在针对尸骨、骨灰以及殓物的不法行为,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良好风俗,应对盗窃、侮辱尸体罪进行立法完善,将尸骨、骨灰及殓物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