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索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分析孤独感的中介效应,为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依据。方法于2021年6-7月使用犯罪恐惧感量表、孤独感量表(UCLA)和自评健康量表对安徽省使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出的624名老年人进行测量,在描述其犯罪恐惧感、孤独感和自评健康现状基础上,基于t检验比较这些变量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探索犯罪恐惧感、孤独感和自评健康之间的联系,使用M-plus 7.4考察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并探索孤独感的中介作用。结果老年人的犯罪恐惧感存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差异(P<0.01)。犯罪恐惧感与孤独感呈正相关(r=0.233,P<0.001),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r=-0.169,P<0.001),孤独感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r=-0.202,P<0.001)。老年人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自评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001),孤独感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6.32%。结论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著的负效应,并部分通过孤独感来实现。

广州市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的相关性研究

选取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犯罪恐惧感高于无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在选取的12项犯罪经历相关指标中,有5项指标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按照比值比从大到小分别为自身经历的扒窃和入室盗窃、亲朋好友在公交地铁和其它公共场所犯罪受害、社区内发生的扒窃见闻,其余7项指标不显著;个体属性方面,仅教育水平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社区类型对被访者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从因变量到自变量——犯罪恐惧感研究的发展与启示

中国研究者多认为"公众安全感"概念与西方研究者的"犯罪恐惧感"概念相同或相近。从适用语境和内涵、二者出现背离的情形以及实务部门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词并非相同的概念。从最初的犯罪恐惧感形成、影响因素分析到后来的恐惧感对人行为和社会的影响研究,对恐惧感的研究日见其深;对安全感的研究却驻足不前。不囿于因变量研究而视恐惧感为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为警察工作拓宽视角,极大提升警察机构的工作作风。

论犯罪恐惧的测量标准

犯罪恐惧是犯罪率之外评价社会治安状况的另一重要指标。社会治安治理应追求对犯罪率和犯罪恐惧的双重控制,而要控制犯罪恐惧,首先需要合理设定犯罪恐惧的测量标准,准确掌握犯罪恐惧的真实状况。国内外犯罪恐惧调查主要从认知层面、认知—情绪层面、行为层面测量犯罪恐惧,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测量困难性和条件现实性考虑,建议从认知—情绪层面测量犯罪恐惧,但要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其他测量标准。

老年人高犯罪恐惧与低被害风险的矛盾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犯罪恐惧成为国外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老年人以其生理上、心理上、经济上易受犯罪侵害的属性,成为国外犯罪恐惧研究重点关注的社会群体之一。相关研究〔2〕发现,老年人有着较低的被害风险,但却有着较高的犯罪恐惧。围绕这一'恐惧-被害'矛盾,犯罪学、老年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形成了多种矛盾解释的路径,但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

犯罪恐惧感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犯罪恐惧感不仅是犯罪学的核心议题,也是备受瞩目的社会和公共健康问题,因为犯罪恐惧感对居民健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身体健康方面,犯罪恐惧感导致居民有更糟糕的睡眠、更高的心血管和免疫疾病风险,甚至带来更高的自杀率和死亡率;心理健康方面,犯罪恐惧感使得居民有更多焦虑、抑郁和孤独感。回避假说从社会资本视角解释犯罪恐惧感与健康的联系,而锻炼假说和健康行为假说则从生活习惯视角分析犯罪恐惧感的负面效应。未来要进一步分析犯罪恐惧感影响健康的机制,同时探索削弱其消极效应的策略。

降低公众犯罪恐惧感之策略研究

犯罪恐惧感即由犯罪引发的恐惧感,缘于相关社会治理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等问题。降低犯罪恐惧感,从宏观上讲,应解决有关社会治理制度问题;从微观上讲,即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完善警务机制、突出被害预防作用、强化警务公众参与,改善民居环境。

论城镇景观的环境意象与犯罪恐惧感

根据心理学理论,城镇景观的环境意象涵盖空间形态和空间氛围两大内容。空间形态的不良设计和缺陷会为犯罪主体提供犯罪机会和条件,从而使犯罪目标产生犯罪恐惧感;空间形态的设计主要关注景观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对犯罪恐惧感的产生构成间接影响。对于犯罪目标而言,空间氛围设计的失误和不足将直接对其造成心理影响;空间氛围设计主要关注景观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对犯罪恐惧感的产生构成直接影响。

犯罪恐惧感的群体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分析

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重要目标,犯罪恐惧感是安全感的核心内容。国内学界鲜有基于随机抽样数据的犯罪恐惧感分析,少有的成果缺乏深入的理论对话。基于弱势群体易受攻击模型、受害与司法经历模型和社区模型之逻辑,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利用上海调查数据对犯罪恐惧感的群体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众的犯罪恐惧感较低;财产犯罪恐惧感要高于人身伤害犯罪恐惧感;警察效能、社会融入和阶层认同是影响民众犯罪恐惧感的最主要因素。文章借此还与西方的发现进行对话,探讨影响我国民众犯罪恐惧的本土化特征,为提升社会的安全感,推动我国高质量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犯罪恐惧感与犯罪活动空间分布的匹配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北京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兴趣点、路网、定位数据,发现盗窃及暴力犯罪密度对犯罪恐惧感并无显著关联或影响偏弱,犯罪活动与犯罪恐惧感存在“匹配且具高安全性”“匹配且具高危险性”“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危险”“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等类型。脆弱人群更易高估安全风险;防卫空间及街道眼理论分别适用于解释客观犯罪和主观感知,高密度、混合型、密路网的可渗透环境容易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危险的情形;物理与社会失序、居住不稳定性会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的情形;高人员流动性及高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易低估安全风险;出入管控和环境维护能起到减犯罪、降恐惧的双重作用。

犯罪恐惧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以辽宁省大学生为例的实证研究

公民对于警察的信任程度的高低是决定当下警察能否正常执法、社区警务等活动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而公众的犯罪恐惧感,即对于成为犯罪侵害对象的风险预知程度以及城市安全状况的预知程度,往往成为其评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主观指标。基于对辽宁地区131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发现:在引入性别、年级、对他人普遍信任、对警察文化素质程度认知、社会现状满意度、个人生活满意度这些控制变量后,公众的犯罪恐惧感高低会显著影响其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即认为城市越不安全的人,其对警察信任程度越低;对成为犯罪被害人担心程度越高的人,其也越不信任警察。

犯罪恐惧的解释模型与指标体系探究

犯罪恐惧相对独立于犯罪率,其对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危害极大,因此是各国重点要解决的社会治安问题之一。对犯罪恐惧的研究不同于安全感,常用的理论工具是犯罪恐惧的解释模型,包括犯罪被害模型、治安失序模型与社区关注模型。用问卷检测情绪具有的天然局限性,而我国当前研究中的提问方式又有诸多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犯罪恐惧构念效度不足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并动摇着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对此,宜从情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设置情绪的识别与过滤性问题,增加恐惧情绪的频率、强度、持续性与紧张度等指标。

高校校园学生治安感知及犯罪恐惧的地理空间研究——以珠海市香洲区四所校园为例

近年随着高校的迅猛发展,校园扩张、开放性加大,其"社会生态性"愈发显著,校园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从空间层面切入,选取珠海市香洲区四所新建高校展开研究,结合实际案发情况、学生治安感知及犯罪恐惧等综合分析校园治安问题。研究通过问卷采集基础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学生治安感知与犯罪恐惧的情况,并运用GIS分析犯罪恐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学生对校园治安感知情况与实际案发情况基本相符,而犯罪恐惧与之并不完全一致;不同校园的犯罪恐惧案件类型和恐惧空间具有相似性,犯罪恐惧空间呈现昼夜差异。研究最后总结出犯罪恐惧集中的若干场所类型及其主要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提升安全感的普适性措施。

犯罪恐惧感的测量标准与原因模型之实证检验

为比较不同的犯罪恐惧感测量方式及脆弱模型与失序模型两种原因模型的解释效力,以警察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学生为样本,利用列联表、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了统计描述与检验。基于认知和情感测量法的两种犯罪恐惧感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两种原因模型中,脆弱模型得到了经验支持;对照之下,失序模型的预测效度相对不足。此外,许多因素影响着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而偏相关分析发现了后者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既往的实证研究对于犯罪恐惧感的争议性结论很可能缘于测量标准化问题。

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基于安徽省微观调查数据和CSS 201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与中青年人相比,老年人体验到更多的犯罪恐惧感,这些体验给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带来潜在风险。基于警察责任模型,通过两项实证研究,探讨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是否影响他们对警察的信任度。基于对463名老年居民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一发现: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生活质量等因素之后,体验到较高犯罪恐惧感的老年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水平更低。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二发现: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老年居民,犯罪恐惧感均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其警察信任度,稳健性分析也支持该结果。两项实证研究结果均支持警察责任模型的核心观点:犯罪恐惧感对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食品犯罪恐惧的控制机制

基于犯罪恐惧理论,提出食品犯罪可以引起恐惧的假设。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亲身经历食品犯罪受害与从网络获取食品犯罪信息的人中,恐惧比例最高,并且他们认为通过公众参与和完善立法可以有效地消除或缓解其恐惧。基于调查的结果,探究食品犯罪恐惧与控制恐惧措施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由于食品犯罪恐惧是有食品犯罪引起的,不论是直接控制食品犯罪恐惧还是控制食品犯罪的措施,产生的效果往往是一致的。

破窗效应阻断及犯罪治理研究

破窗效应揭示了失序与犯罪之间的因果机制,破窗效应阻断意味着切断了犯罪产生的因果链条,以达到防控犯罪的目的。分析破窗效应演化的过程,探究失序、犯罪恐惧感、正式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运用问卷调查法,对1185份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失序、犯罪恐惧感、正式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社会控制两两之间均显著相关;失序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非正式社会控制,还能通过正式社会控制和犯罪恐惧感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非正式社会控制。研究结论旨在为切断失序与犯罪之间的传导机制提供治理建议。

以白银案为例分析犯罪信号媒介传播机制

本文以甘肃白银市连环杀人案(下称白银案)为例,分析犯罪信号的媒介传播形式和对公众恐惧犯罪心理的影响,提出应对媒体传播犯罪信号的方法,有助于完善理解公众恐惧犯罪心理和社会舆情形成机制。

论风险社会与台湾性侵害犯司法处遇法制之变革

面临此高度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的风险社会,导致现行刑事政策朝向"管理"、"监控"、"隔离"的趋势,而这样的发展趋势,充分表现在台湾地区近年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律修正上。1994年至1999年,有关台湾地区对性侵害加害人之立法,建立起相当特殊之刑前鉴定治疗、狱中治疗辅导及刑后小区治疗辅导制度。2005年相关性罪犯法律修正上,即为加害人建立全面强制治疗辅导制度、小区监控制度以及登记及查阅制度,特别是正式引进科技设备监控于台湾性侵害再犯预防上,充分表现后现代社会工具化纪律的特征。2011年之修法,将刑后强制治疗溯及既往,使性侵累犯不再成为社会的潜在威胁。惟这样的修正,难免有侵害人权之虞,亟待持续研谋改善,以资适法并争议弭。

住房情况与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以“家”为中心的安全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重要议题,学界提出了脆弱性模型、受害模型和破窗理论等多种理论模型分析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综合分析住房情况和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为此,论文选取了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属性、社区社会环境、住房情况和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在个体属性的指标中,性别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女性居民的居住安全感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年龄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正向影响,居住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显著提升。在社区社会环境和住房情况的指标中,物理环境失序和社会环境失序对居住安全感水平具有消极影响;正式社会控制和拥有房屋产权对居住安全感具有积极影响,而非正式社会控制和集体效能的影响不显著。直接犯罪受害经历和间接受害经历均对居住安全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对而言,直接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程度高于间接受害经历。研究结果可为管理部门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水平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