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中国因素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部的争斗,使得中国人没有保持胜利者的尊严和地位;中国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使得日本人没有付出犯罪成本,甚至没有犯罪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胜利观是非常错误的,只注重道义上的胜利,不主张胜利者的法律权利;中国人以阶级区分战争的受害者与侵略者,模糊了犯罪的主体;以"和为贵"处世原则结交世仇邻国——日本,使得中国没有很好的履行胜利者的法律权利。这些都是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原因。

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

在曹禺的剧作中,评价最不公正的莫过于《原野》了。前些年,“曹禺创作道路上的曲折”、“失败之作”几乎成了定论。近年来,尽管唐弢先生热情呼喊“我爱《原野》”,不少评论也有意为《原野》“翻案”,但由于涉及到《原野》

论蔡大嫂的“个性行为”特点

我读李劼人的小说《死水微澜》,力图径直走进作品,直接与我所感兴趣的人物对话。我一眼看中了她,不,其实毋宁说是她一下子吸住了我。那一双妩媚灵活却又带着不安分色彩的眼睛,机敏而坦然地疑视着我,似乎在说:“我还是要向前走”。是的,倔强、执着、不安分,这便是她——蔡大嫂的个性,这一形象闪光的魅力和审美价值正是来源于此。

罗素的快乐哲学

渴望生命的快乐，是人的天性和权利。被誉为“世纪智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针对引起人类不快乐的原因，如自我沉湎、竞争、厌烦情绪、嫉妒、犯罪感、受虐狂、舆论等，透彻地揭示了一些获得人生快乐的哲理和方法。如合理的思想信念、兴趣、爱的情感、建设性的工作、闲情逸趣、学会忍受等。罗素的快乐哲学不同于中国的老庄哲学，它是积极的、实在 的。在充满竞争和压力的今天，人们从他的思想中定会得到一种智慧的启迪和精神的享受。

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论评析

近年来,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下,学术界不少人对弗洛伊德的文艺观全盘肯定,而更早些时候则全盘否定。我认为,弗氏的文艺观,从总体上看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又包含着合理因素。由于弗氏文艺观的这种两重性,无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析。

相信儿童 聚焦学习——有魔力的“学习故事”

时隔4个月,当我第二次见到广州市烟墩路幼儿园林举卿园长的时候,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周老师,我们老师跟我说,写＂学习故事＂上瘾!现在,每天不把自己发现的孩子学习中的‘哇时刻’记录下来,老师说会觉得有点‘犯罪感’,哈哈!＂在北京,程洁老师一直有记录自己孩子成长中点点滴滴的习惯,在孩子1岁多时接触到了＂学习故事＂,然后开始为孩子写＂学习故事＂并读给孩子和家里人听。程老师说：＂我发现,开始写‘学习故事’以后.

与全民族共忏悔——读巴金的《随想录》的随想

读巴金的《随想录》而不受感动者,不是中国人。可以说,《随想录》是新时期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它的作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作者的痛苦、反省、深思、焦虑,忏悔既是个人的,又是中华民族的。这是一部与全民族共忏悔的伟大的“忏悔录”。

追求而软弱 憧憬而痛苦——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被当时的社会所攻击的原因时说:“他的清醒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攻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郭沫若肯定郁达夫的人物的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郁达夫笔下的男性形象,的确是一些以大胆地自我暴露。

克尔凯郭尔宗教哲学思想述评

克尔凯郭尔于一八一三年出生在丹麦西兰半岛,一八五五年在哥本哈根去世,年仅四十二岁。他忧郁寡欢的一生是短暂的。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生的孩子,他所崇拜的父亲认为自己在孩提时期犯过一个诅咒上帝的不可饶怒的罪行。他与丹麦政府官员的子女里贾娜·奥尔逊的爱情在婚约宣布后仅一年就破裂了,后来他抱着破镜重圆的希望终身作一个单身汉,尽管里贾娜已另嫁他人。

性意识的觉醒及误区——《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与《岗上的世纪》比较刍议

戴·赫·劳伦斯的《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下文简称《恰特莱》)一问世便掀起轩然大波,至今余波未息。由于其内容特点,它还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比如,有人把它与我国古典名著《金瓶梅》作比较,也有人把它和一度在我国成为关注热点的美国通俗色情小说《玫瑰梦》相对比。 在我们看来,《玫瑰梦》和《恰特莱》

王朔:后父亲时代的儿子

自1988年至今,“王朔热”已持续四年之久了,九二年再度掀起浪潮。比起那些年青的先锋派作家,以及那些对各种恩恩怨怨耿耿于怀的作家“叔叔”(借用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之称呼)们来,王朔太幸运了。他毫无风险,只是一味地发迹。人们轻薄他,嫉妒他,全都无济于事,他仍然不停地走进千家万户。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现象。 应该说,对王朔现象,进行多视角的文化阐释,比起急功近利的批评来,要更为重要。本文试图从“父与子”模式的文化意义来认识王朔现象。

幼儿侵犯行为的矫正

幼儿的侵犯行为是培养幼儿良好个性品质的障碍,教师应该采取恰当的措施加以引导、控制。在对待有侵犯行为的幼儿时,教师必须首先了解自己亲身体验过的那种强烈的愤怒或者厌恶的情感。这样,对教师和幼儿来说,处理一种侵犯行为可能是一个容易控制的过程。反过来,能够理解幼儿时期的侵犯行为的教师,也能够帮助幼儿理解他们自己带有侵犯性的情感,这种理解是引导幼儿走向正确行为途径的基础。对幼儿表现出的各种侵犯行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很重要。侵犯行为总是和幼儿的那种激动或者愤怒的强烈情感相伴而生。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让幼儿对他们的情感产生犯罪感。相反,应该接受这种情感,并帮助他们找到适当的表达方法。

中国电影,在强大的“性”冲击波面前

多少年来性禁区一直使人望而生畏。许多导演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他们连篇累牍的爱情神话里。情与欲总是相分离的,或有情而无欲,或有灵而无肉,对性意识的压抑、对赤裸裸地暴露性刺激讳莫如深以及与性相关的羞耻感和犯罪感的过分控制,使得一批国外影片中一些无懈可击的镜头未能幸免于难。某种并不违背审美原则的直观性的弱化,必然导致艺术形象的“残缺”,而这种残缺性的长期存在,就不得不促使人们的审美心态离开正常的轨道而走向畸形.禁锢越严,其反作用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它对人们的诱惑力越大。这种诱惑力与其说是性本身的刺激性,不如说是它的神秘感。

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形象的审美特征

郁达夫是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上刚刚起步时,作为一个小说革命发难者闯入文坛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是在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进行的。他初期的小说是在“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日本岛国里写成的。回国以后,他又陷入了失业的窘迫之中,受着贫困的煎熬。而且,当时又正处在五四运动的落潮时期,这些不能不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生活环境和作家所接受的文艺思潮,对作家的审美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家个人的生活感受对他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也有极大的影响。身处异国他乡,受着民族歧视的郁达夫在觉醒之后。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读成一的短篇小说集《外面的世界》

成一,这个名字,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第一次见到,但对于这位作家,对于他的作品我只能如实说:的确是很茫然的。只是相当朦胧地记得,有一篇叫《顶凌下种》的小说似乎和成一这个名字有点联系。于是我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果然,《顶凌下种》是一九七八年获奖的短篇小说。作者就是成一。当我有幸读过《外面的世界》这本集子之后。

毁灭中诞生的灵魂——试论《荒原狼》和《沉沦》中主人公的自我毁灭

要想矫正一个扭曲的灵魂,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将它置于死地而后生。德语作家赫尔曼·海塞塑造的“荒原狼”,郁达夫笔下的“他”,便是一对毁灭后而再生的艺术形象。 “荒原狼”哈立·哈勒是将自己置于梦幻似的荒诞的魔术剧中,让虚拟的社会形态淹没他变态的原形,从而获得一个新的人生;而《沉沦》中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