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犯罪收益追缴制度的构建

由于经济犯罪的特殊性,对于其犯罪收益的追缴能够有效预防和遏制经济犯罪的发生。我国现有经济犯罪收益追缴措施存在缺陷,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构建我国经济犯罪收益追缴制度: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经济犯罪收益甄别、确认和监测制度;对经济犯罪确立不经定罪的犯罪收益追缴制度;加强对经济犯罪当事人和第三人权利的保护;建立名声收益追缴制度和积极开展经济犯罪收益追缴的国际合作。

英国刑法现金追缴制度对我国洗钱犯罪收益追缴的启示

英国刑法的现金追缴制度,对于着力构建我国洗钱犯罪收益的追缴制度,以及有效追缴现金收益与顺利开展国际合作颇有裨益与启迪。由于我国目前尚存立法粗疏、概念模糊、规范笼统、范围有限与程序缺失等立法问题,有必要完善现行刑法典中的实体与程序规范,以明确我国洗钱犯罪收益追缴的法定条件、广泛对象、确定数额与便捷程序等条款。关于实体法规范,不妨将没收单列为非刑罚的强制处分措施,并列明可追缴现金等没收之物的具体种类、适用范围、法定条件或数量限制等内容;关于程序条款,建议明示法院的执行机关地位、增设未定罪的没收、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罚没裁决的司法审查,并全面建立合理务实的善意第三人之权益保障制度。

论我国职务犯罪收益处置的完善——以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契合为视角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收"和"追缴"是可以混同使用的,这意味着我国职务犯罪收益处置的主要措施为"没收"。但目前我国的没收制度尤其是对境外职务犯罪收益的没收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故应从扩大没收的范围、废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及加强对没收过程中善意第三人权利的保护等着手完善我国职务犯罪收益的处置机制,从而实现最大程度地追回职务犯罪所得、剥夺外逃职务犯罪分子的生存基础。

域外犯罪收益分享制度对我国禁毒工作启示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毒工作的意见》中对严厉打击毒品资金交易与涉毒洗钱犯罪提出明确要求以来,各地公安禁毒部门更加重视相关工作的开展,但同时发现工作中存在打击效果不佳,涉案财物管理、处置效率低等实践问题。域外禁毒工作开展较早的国家多将毒品犯罪收益分享给参与联合调查的各部门,作为预防、打击毒品犯罪与下游洗钱犯罪的资金支持,建立了切实可行的毒品犯罪收益返还制度。这种做法可以为我国禁毒工作提供有益经验。

犯罪收益如何没收

为了加强对犯罪收益的追缴力度，澳大利亚于2002年10月通过了—项专门的法律——《犯罪收益追缴法》。该法律引进了两种新的追缴机制，即：以犯罪收益为对象的刑事没收制度和以违法所得为对象的民事追缴制度。

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逻辑与防范对策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现“一高两低”、犯罪产业化趋势持续加强等复杂的犯罪样态,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电信网络诈骗防治工作,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生成逻辑,从降低犯罪收益、提高犯罪成本两个层面提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

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中的民事追缴制度

为了加强对犯罪收益的追缴力度，英国颁布了一项专门的法律——《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以下简称《犯罪收益法》）。该法律引进了两种新的追缴机制，即以犯罪收益为对象的刑事没收制度和以违法所得为对象的民事追缴制度。本文着重对民事追邀制度进行介绍。

论对犯罪收益的民事没收

民事没收是一种对物不对人的制裁措施,它所针对的是一类特殊的财物,即犯罪收益。民事没收可以在没有刑事案件的情况下没收财产,即便被告人已经死亡或者在逃,甚至即便还不知晓谁实施了违法行为。民事没收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求那些声称对财物享有合法权利的人员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并且只要求法官"根据优势证据"的标准证明裁断有关财产是否应被没收。我国应当借鉴外国的民事没收制度以及相关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针对犯罪所得或者违法行为收益的、独立的财产没收制度。

犯罪收益没收的性质与适用

犯罪收益没收应当是一种在一定情况下带有惩罚色彩的财产原状恢复措施,而非保安处分措施或刑罚措施。犯罪收益没收一般应当以没收原物为原则,但因犯罪行为人原因导致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没收原物,且犯罪行为人从中享受利益的,可没收其与此利益等价的其他财物。犯罪收益没收对象不能限于犯罪直接收益及该收益的收益,只要可溯源至犯罪直接收益,犯罪间接收益的收益也可作为犯罪收益没收。犯罪收益的计算既不能采净利润原则,也不能采总收入原则,而是应当允许从总收入扣除合法边际成本,但应当由申请扣除边际成本一方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犯罪收益计算的时间点,应根据犯罪收益是否升值或贬值,以及导致贬值原因加以确定。在犯罪收益没收中不可采取连带责任方式。

理性犯罪决策——成本收益模型

根据犯罪经济学原理,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有多种类型,罪犯从事犯罪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的权衡。基于此,构建了理性犯罪决策的成本收益模型。它表明,当获得收益的比率等于可能受到的惩罚的比率时,罪犯的犯罪决策达到最优。

《罗马规约》中的犯罪收益没收制度:比较与借鉴

《罗马规约》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犯罪收益没收制度,该制度通过没收国际犯罪的犯罪收益,防止其应用到以后的犯罪中去,最大限度地遏制国际犯罪。我国虽然还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但是也应当借鉴《规约》的有益成果,构建我国的犯罪收益没收制度,从而提高犯罪收益追缴的效率。

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

洗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经济犯罪,对于常规的金融管理工作有着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国家的经济安全。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洗钱罪的界定有一定的联系。基于此,本文将探讨洗钱罪、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以及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的区别。这些犯罪行为都与非法资金和犯罪所得有关,但在其定义、目的和行为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犯罪行为的本质以及它们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侵犯法益的不同进行了研究,然后阐述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犯罪对象的不同,对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行为方式的不同进行了解析,分析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观目的,最后对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客观行为的不同进行了合理的阐述,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论国际侦查措施——追缴犯罪收益

一、追缴犯罪收益的概念和意义 追缴犯罪收益,是指有关国家的警察机构或其他司法机构在惩治国际犯罪活动中,对犯罪分子在国际间转移的非法收入联合采取的追查、冻结或扣留及没收等一系列措施。 追缴犯罪收益,有的也译为追踪犯罪资产,是国际警务合作的一个新领域,是一种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联合侦查措施。

论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犯罪学对犯罪人的假设是“理性犯罪人”,理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犯罪收益,二是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犯罪动机的产生并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同犯罪收益成正比,同犯罪成本成反比。

从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谈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重在分析影响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各种因素 ,通过改变各种因素 ,增加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该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认为犯罪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犯罪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而降低犯罪收益 。

犯罪收益独立没收程序性质之双重判断标准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及国际社会为应对贩毒、洗钱、腐败、恐怖等严重跨国有组织犯罪，从“无人能从犯罪中获利”原则出发，以英美法系传统“对物诉讼”为原型，形成了与定罪程序相对分离的犯罪资产没收程序。这类程序具有两方面显著特征：一是没收对象为与犯罪相关的违法资产，不同于不区分资产合法、违法性质的“没收财产”刑罚；

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及其治理——以江浙沪92份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

近年来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其具有组织分工复杂、犯罪扩散路径多元、利诱形式多样、涉案金额高、案件持续时间短、吸收对象广泛、犯罪出现跨国趋势等特点。其犯罪模式主要可以分为由虚拟货币充当“价值客体”的非法集资犯罪和虚拟货币主要充当“权益凭证”的非法集资犯罪两种。在此类犯罪治理中面临法律定性存在争议、调查取证困难、刑事治理机制不健全、行业监管不易等难点。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标准、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基础制度、构建多元监管格局等多种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多维遏制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对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对象是"犯罪所得"与"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所得"与"犯罪所得收益"中的"犯罪"是刑事实体法意义上的犯罪,不限于财产犯罪。"犯罪所得"是他人既遂犯罪行为之所得,是犯罪行为直接之所得,转化物、交易物、具有有形载体的财产性利益以及部分违禁品都可以成为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是犯罪所得所产生的孳息,包括犯罪所得产生的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两类。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1997年刑法典第312条作了修正。较之前的内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方面行为、主观方面的"明知"等内容都有适当的修正,从而使得其罪质、本犯的处罚范围以及认定等诸多方面具有相应的变化,同时也为司法实践带来许多新问题。要正确认识本罪与其他罪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注意本罪与善意取得的区别及定罪处罚的标准。

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对策分析——基于成本—收益模型视角

随着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并呈现出地区分布广泛、高发地区相对集中等特点。对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发现,犯罪的惩罚可能性是影响行为人决策的决定性变量,罚金的数额是影响行为人决策的关键变量。据此,对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的防控应该强化落实寄递实名制和收寄检视制度、构建快递行业第三方警务合作机制,提高犯罪行为的惩罚可能性。同时,应该提高对该类犯罪行为刑罚处罚的罚金数额,提高犯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