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三大犯罪构成理论及其应用之比较

德日的"三阶层递进式立体结构"、英美的"双层次平衡结构"还有我国的"平面耦合式结构"是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犯罪构成理论模式。实体领域的犯罪构成理论最终要为程序领域正确认定犯罪服务,因此这些模式的优劣就可以通过其司法适用效果反观。本文对刑事司法领域中认定犯罪的流程用一个圆锥结构来反映,并对我国、德日和英美国家所形成的三个不同的圆锥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英美国家的圆锥结构最合理。因为实体上,它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引入了纠偏形式化法律的实质评价标准;程序上,对抗制的刑事诉讼模式和有效运行的陪审团制度保障了这种实质评价标准能够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犯罪构成体系的指导功能也就因此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发挥。德日的圆锥结构合理性次之,它也优在犯罪成立体系中实质评价标准的引入,但程序上存在于诉讼模式和司法制度上的不足使得犯罪的判断过程比较封闭,实质评价标准不能被广泛而有效的运用,犯罪成立体系指导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就受到一定的掣肘。我国的圆锥结构最不合理,实体上的犯罪构成模式中欠缺纠偏形式化法律的实质评价标准,程序上也欠缺能够保障这种实质评价标准得到有效运用的机制。优劣比较后,本文希冀从实体和程序应用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进行完善。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新探索——《证据法视野中的犯罪构成研究》评介

应该说,自有公权力的惩罚以来,惩罚的实体与程序即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对于犯罪构成理论来说,无论是其本体性渊源还是其价值性机能,都与程序性适用密不可分。

中国与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比较

中国修正后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和英美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在结构和体系的宏观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前者仅从实体法角度理解;后者所称的犯罪构成,既包含实体法内容,也包含程序法内容。若仅从实体法视野看,这两大犯罪构成体系在犯罪的微观构成要素方面是大体相同的,两者在此罪与彼罪区分功能上基本相同,出罪功能基本相同。两大犯罪构成理论均简单易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在社会保护、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和诉讼效率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我国不宜盲目仿效英美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若将诉讼程序性要素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之中,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诉讼法理论将发生重大变更,可能引起刑事法理论的混乱。

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认识与评价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分析,说明这种四要件理论的行政性太大,行政的宗旨是效率,而不是司法所追求的正义,所以四要件理论需要改进,从而得出犯罪构成即定罪的过程应该是在控辩审三方的共同参与下,在程序性的互动过程中达成的结论,并通过保留被告人的辩护权来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据——兼论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推定是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同时存在的范畴,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联结点。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选择的依据,实际上源于实体法中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功能,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刑事和解在实体与程序二维视角的考量

刑事和解在我国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多元的理论基础,拥有价值上的生存土壤和现实空间。在刑事实体法上,应该既肯定它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契合,又要在现有立法技术上突破传统的偏见和认识误区;在刑事程序法上,应该把刑事和解限制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在刑事三元结构的基础上使参与刑事和解的当事人进行良性互动,通过刑事程序满足实体法践行刑事和解的旨趣。

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试析国际私法中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的划分标准

在国际私法领域,研究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的划分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国际上对划分标准并没有统一认识,从而使案件审理时缺乏权威依据,因此法官在执法上都是依据本国利益进行划分处理的。对国际上有关国际私法中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划分标准主流观点作了综述和评析,探讨了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划分标准的理论依据,分析了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划分标准对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重新认识新形势下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相当突出。程序工具主义思想甚至程序虚无主义思想相当普遍。随着党的十五大的“依法治国”方略和十六大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程序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对于程序独立价值讨论和研究刚刚起步，程序工具主义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清理，程序正义价值观念还未得到普遍的接受。

现代权利理论争论程序性解决方案的贡献与缺憾——与彭诚信程序性权利观商榷

彭诚信在其《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一书中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是对以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为代表的现代权利理论深刻反思的结果。这一新型权利理论具有从实体性关涉到程序性关涉的研究视角与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解决了现代权利理论难以拓展解释公法权利现象和权利在立法、司法及执法环节中的不同样态的问题。程序性权利观也存在一些缺憾,尤其是无法摆脱对权利实体性问题的追问,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综合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尝试,却事实上无法弥合两者之间的深层哲学裂痕。因此,程序性权利观或许无法完成其超越现代权利理论的历史使命。

程序法与实体法悖论及出路

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问题是诉讼法理的一个基本研究范畴 ,在中国法制建设与世界接轨的今天 ,程序法与实体法在某些特定情景下自身价值实现的两难困境不仅是法律职业者棘手的问题 ,也是理论研究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从对传统程序正义学说的疑惑出发 ,试图构建一种程序科学性理论并分析了这种理论的品质及内容 ,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律制度移植基础研究的方法 ,冀此寻找出相应的对策及出路。

论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顺序——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功能区分为视角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顺序,我国现有的理论观点有:认定犯罪的顺序;犯罪发生的顺序;系统论的逻辑顺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的逻辑顺序;阶层式的逻辑顺序;类型化的逻辑顺序等观点。这些观点虽然表面上各不相同,但是都存在共同的缺陷,即都没有明确研究犯罪构成要件逻辑顺序的功能,也没有认识到犯罪构成要件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犯罪构成要件在刑事程序法中的功能是查明事实,在刑事实体法中的功能是认定犯罪性质,根据不同的功能,犯罪构成要件具有不同的逻辑顺序。澄清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顺序,不但能促进理论的深化,而且能给予司法者正确的指导,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潜在的程序风险——从刑事实践中无罪推定的异化说起

虽然学界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及内容存在争议,(1)但在证明责任的分配、程序性权利保障与证明标准等核心内容上有较为统一的认同。就上述方面而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已达到了无罪推定的要求,但实践中仍有刑讯逼供、冤错案的情况。诸多学者业已对这一条文在现实中的异化抒发己见,如对刑事诉讼程序构造、原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挖掘,但较少涉及刑事实体法之下的互动研究。② 诚然,我国刑事实践中的有罪推定现象有着历史渊源、程序构造等方面的原因,但我国目前通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 以下简称四要件) 之于刑事实践的潜在程序危险并没有被深度挖掘,至少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探微

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发展,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也相应地加快了步伐。理论界和实务界为了解决“重实体轻程序”这一长期困扰他们的难题,也开始逐步重视对民事诉讼程序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诉讼程序价值问题。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程序本身承载和映现着独立于实体目标的价值内涵,要构建一整套完善的民事诉讼法律程序,就必须首先深化对其价值内涵的认识。

正义理论视角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收,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由土地所派生出来的诸多权益,包括经济权益、社会权益、精神权益等实体权益,以及土地征收程序、司法救济等程序权益。目前因为相关国家法律的缺失、制度的不完善和其他原因,失地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产生了一系列损害农民权益的不公正问题,无法实现正义。以正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实体权益和程序权益的角度分析相关权益和正义实现的困境。在分析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完善保障土地征收补偿公平的法律机制;构建农民权利本位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失地农民的权利救济机制;建立平等的协商机制;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长效机制。总之,正视失地农民的利益需求,深入探究失地农民的权益受损现状,在正义视角下探讨弱势群体保护问题,进而寻求失地农民权益公正对待的有效路径是非常必要的。

理论与实践之争:量刑规范化改革评析

随着2014年量刑规范化的全面实施,量刑规范化改革方案所确立的量刑范式将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常态性机制。总结和回顾量刑规范化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学界提出的量刑实体法与程序法改革并行的思路得到了决策层的认可,尤其是实体法改革方案的内容较大程度吸纳了刑法学界的智力成果;但在程序法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并没有采纳部分程序法学者主张的对抗化、独立式量刑程序架构,采取了在不突破我国刑事审判结构基础上设计的职权化、相对独立式的量刑程序架构。尽管面临学界的指责,但从客观效果看,改革的成效比较显著,理应受到肯定和坚持。当然,着眼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未来可以在调整实体法方案的适用范围和构建多元化的量刑程序方面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