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犯罪标签化与后劳动教养时代违法行为的惩治和矫正

当广受质疑的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之际,学界和实务界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安和焦虑,开始探讨如何解决劳动教养行为"无法可治"的问题,包括提出"轻微罪体系""犯罪概念分立化"等制度设计。然而,犯罪标签化分流原劳动教养对象的做法应力求避免,应根据原劳动教养的事由,能为社会容忍的排除在违法范畴之外,即便需要进行惩治和矫正的行为,也应尽量避免犯罪标签化。

犯罪标签与我国刑事法治

犯罪标签理论是西方犯罪学中重要的学说之一。它认为 ,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 ,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个人犯罪就是社会对行为人贴上了标签的结果。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基于该理论思考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做到洋为中用 ,期望对我国刑事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从犯罪标签理论的角度看刑法第100条的规定

从犯罪标签理论的角度看,我国刑法第100条的规定,违背了犯罪预防立法的初衷。如果遵守这一规定,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经犯罪人"身份,势必承受更多的不利后果,甚至还可能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犯罪后备军",为犯罪人之间纠集同党、结伙成奸在客观上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我国刑事立法在秉承满足国家需要的同时,还应当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要求,特别是在现代动态社会条件下,需要加强条件预防,淡化对曾经犯罪人的掌控,避免给其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以此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关于犯罪标签理论的评析

犯罪标签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犯罪学理论。该理论在众学说中显得另类,最终也由于自身的那种缺陷而无法充分发展与完善现代犯罪学,但它对现实仍有启示意义,有待实践工作者们能够批判地借鉴。

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应予消灭——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以社会学为视角,并结合刑法中前科及前科消灭理论进行分析,犯罪标签的存在和前科报告制度的影响,我国法律规定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保护制度基本上不能消除前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不利影响,而这些不利影响的存在极可能导致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后之再社会化的失败,使其重新走上再犯之路,因而应明确消除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记录。

寻求行为的融洽点:标签理论与社区矫正

在贴犯罪标签和社区矫正这两种主要价值取向相反的行为之间的动态融洽点,既能消弱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又能克服社区矫正的不利因素。而这个融洽点的寻求主要是协调好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惩罚与人道、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矛盾关系。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但该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且与诸多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存在冲突，加之受传统观念“标签效应”的渲染，直接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和未来走向。在规范和事实之间，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特定环境的支持和配套制度的跟进，并在时机成熟时，将该制度升格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标签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再犯预防——自我形象重塑

标签理论解释了未成年犯罪人从初次犯罪到再次犯罪的形成过程。未成年人在初次实施犯罪行为后被贴犯罪标签,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将标签内容内化,形成犯罪形象,进而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其中,犯罪标签的内化是再犯行为产生的关键。从犯罪标签在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再犯过程中发挥的负向作用方面看,重塑犯罪未成年人自我形象具有必然性。基于影响标签内容内化的主客观因素,要让标签未成年人重塑自我形象,需改进对初犯未成年人“贴标签”的官方反应,改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弱化犯罪人标签的不良影响,完善“撕标签”的相关制度;保证犯罪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积极刑法观下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梳理与完善——基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二分的视角

“犯罪记录”与“前科”的概念来源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二者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受积极刑法观的影响,轻(微)罪记录制度亟需变革。微罪是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轻罪与重罪的分界线应设定为5年有期徒刑。从立法与实践、犯罪学以及刑罚正当性的角度来看,消灭微罪和未成年人部分轻罪的前科是解决犯罪标签问题的最优解;考虑到成年与未成年犯罪人的差异,对成年人的部分轻罪记录予以封存并细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的范围,可以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保护。犯罪记录制度的完善要处理好与累犯制度的关系,并合理设计前科消灭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适用条件。

轻罪治理视角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前科制度存在规范设定随意、惩罚过于严苛、与犯罪关联性不强、牵连无关人员等问题,而轻罪立法降低犯罪门槛、不区分轻重罪的统一立法模式导致犯罪标签泛化,加强了犯罪标签效应,行为人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法律评价严重失衡。解决“轻罪不轻”的重点在于消除轻罪不合理的法律后果,建立轻罪领域的前科消灭制度。原则上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员均能适用前科消灭制度。立法同时应明确排除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累犯、再犯等特殊犯罪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并根据宣告刑长短和主观罪过设置不同的考验期限和审查模式,实现轻罪内部的轻重区别处理。

标签理论及其本土化

标签理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犯罪学重要理论,主要讨论越轨行为产生的过程,对于诱发性犯罪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随着这一理论传入我国,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前科报告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刑法立法观的选择与协调——以对刑法及相关规范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立法整体呈现三方面的趋势,即增设大量新罪、扩张个罪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个罪刑罚处罚。刑法学界就我国未来立法的应然走向,形成了积极刑法立法和消极刑法立法两派阵营。对两种观点的解读与评价,应立足于当前社会风险升级现状,并妥当分析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和象征性刑法的价值。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时代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性评价,但积极刑法立法也应遵循科学立法原则。这需要刑法立法与社会风险有效衔接;减少犯罪标签给犯罪人带来的刑罚延续性效应;保证积极刑法立法与严而不厉的罪刑结构并行不悖。

积极刑法观视野下微罪扩张的后果及应对

近年来,在积极刑法观背景下我国的微罪概念正在形成,微罪的扩张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微罪的发展在取得积极社会治理功效的同时,引发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泛化问题,特别是围绕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犯罪标签泛化问题。为此,应着力消除积极刑法观下微罪扩张的附随性负面后果,拓展审判阶段的出罪、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立案侦查阶段的不立案或撤销案件在去微罪附随性负面后果泛化上的积极功效,同时,建立与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根本性地消除微罪附随性负面后果。若前科消灭制度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可以在司法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分步骤地实现。

论社区矫正的法理基础

社区矫正作为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在我国,随着社区矫正试点的推广与运行,社区矫正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方式。社区矫正这一理念本身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受到刑法谦抑思想、犯罪的人格矫正理论、犯罪标签理论、复归理论以及"大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

论《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轻罪时代的来临,轻微犯罪的犯罪圈不断扩张,轻微犯罪群体也愈加庞大。然而目前我国的前科制度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僵化迹象。轻微犯罪案件套用重罪的附随后果,导致出现“轻罪不轻”的现象。在具体的构建方式上,应当以刑法典的模式进行立法;在具体的适用条件上,规定考验期以及实质条件;在程序方面,主张以自动消灭为主,以申请撤销为辅的方式。

罪之谦抑理念的提倡

为了摆脱犯罪标签带来的困境,体现刑法人道性和宽容性,通过实质理性矫正形式理性,追求刑法效益价值,保持社会活力,缩小犯罪圈,增加出罪机会,摘除犯罪标签,应该提倡罪之谦抑,有意识地在特定阶段和场合加以实行。不过,提倡罪之谦抑应有宽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理念的改变、市民社会的形成、人权保障观念的确立,提倡罪之谦抑的社会环境已相应形成。

权利恢复的理论探究——立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的分析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基于对犯罪的科学认识,是充分认识到刑法的功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政治理念的呼应,这三个方面都是与权利恢复制度相一致的。本文对弊大于利的前科制度提出合理性质疑,在宽严相济的语境下对引入权利恢复制度进行正当性、可行性和紧迫性的思考,并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具体适用权利恢复制度进行"度"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