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城市化转型期的犯罪环境论

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面临城市中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对于其原来生存的农村环境十分陌生,作为边缘和弱势人群,“环境”对他们有着特殊的含义。

从农村到城市犯罪环境对农民的特殊意义

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所面临的城市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对于其原来生存的农村环境十分陌生,作为边缘和弱势人群,“环境”对他们有着特殊的含义。影响其犯罪的特殊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工贫困群,城市社会的歧视、排斥,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冲突,以及所居住的亚文化环境。控制住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犯罪增长势头,需要寄希望于制度革新,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对农民城市化中犯罪环境的控制措施。

犯罪环境控制理论的评析与实践应用

良好的犯罪控制需要健全的理论。犯罪环境控制理论的关注焦点实质上是减少犯罪机会,而不是改变犯罪人的人格和动机。以控制犯罪产生的物理环境、减少犯罪机会为着力点的环境控制理论,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上,即犯罪人通过对犯罪风险与回报的利弊得失的分析,来选择是否实施犯罪。由此,增加实施犯罪的难度和风险、减少实施犯罪的回报、减少外部环境对犯罪人的刺激、排除犯罪人开脱的借口,是犯罪环境控制的有效途径,也是犯罪的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有力补充。

污染环境犯罪的特征及侦查治理对策研究——以G省D市为研究样本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但从环境治理现状看,环境污染问题仍十分严峻。当前污染环境犯罪发案特征是整体发案比率低,但呈递增趋势;证据特征是不易保存性、高度专业性、隐蔽性、复杂性;诉讼特征是已到案的嫌疑人最终受到刑事判罚的比例较低。由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机制三个方面因素导致污染环境犯罪侦查面临很多困难。为提升污染环境犯罪的侦查治理效能,应通过建立环保警察队伍、加强专业知识培训、配备专业侦查监测设备和依托智慧新警务提升取证效率四方面来加强“队伍+专业+大数据”的警务运行模式建设;应通过建立“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联合执法机制、完善鉴定机制和加强检察监督四方面来完善污染环境犯罪侦查治理机制。

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机制是提升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保障和服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构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高度关注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主要包括:第一,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机理与基本样态应有科学把握,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科学前提;第二,对不同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功能应作合理定位,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系统之维;第三,积极促进多元治理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协同效能的产生。上述关键性问题的解决需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和配置好法律资源、经济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综合运用多元治理机制,系统把握、稳步推进,惟其如此,方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并进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犯罪技术治理的反思及完善

我国高度关注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先后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形式对环境犯罪技术治理设定体系化的规范依据。在实践中,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具有防范“行转刑”、双面利用工具属性、密切联系物理空间、多维获取案件线索等特征。然而,治理主体人员有限,被治理对象的相关主体在逐利心理以及侥幸心理下形成的合作排斥心理,监测数据有限真实与技术手段介入下客观行为评价的错误空间,为环境犯罪技术治理带来了实践难题。为了更好地实现治理预期,首先应正视技术治理的合理定位。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环境犯罪预防时,不仅需要客观看待数据分析的辅助性能,还需要均衡因预防行为而投入的治理成本与实际获得的治理收益。其次,强化行业在线数据监管是缓解治理主体人员压力的备选方案。行业监督在促进环境监测执行的过程中充当义务执行者,而非权力共享主体,且该行为有别于企业合规。此外,为了给技术治理实施提供更好的执行环境,应该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相关活动进行约束。

黄河流域环境犯罪之空间分异及司法现状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黄河流域相关犯罪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在宏观的空间维度上,资源分布情况、流域位置等自然空间要素主导着黄河流域环境犯罪的分布,而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显现。在以污染环境罪为切入点的微观层面上,通过分析刑事判决书发现,构成本罪的行为方式以非法处理危险固体废物为主,司法实践中对于判决所依据的国家规定理解不一,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损害结果的认定也有参差。在量刑上,则存在自由刑适用幅度偏低、罚金刑的适用弹性大等倾向。针对黄河流域环境犯罪的分布特征及面临的实际问题,应当设立专门法院,完善鉴定程序,指导刑罚的适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环境犯罪治理的路径研究

我国当前的环境犯罪治理虽已取得良好进展,但由于环境犯罪具有行为专业性、过程隐蔽性、结果潜伏性,治理程度亦需考量经济发展需求等特殊性,因而在环境犯罪治理方面还存在治理主体积极性不足、协作不够等问题。鉴于此,可以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环境犯罪多元主体治理网络,以便各主体围绕“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利益联结点实现协同整合。针对公安机关沿袭传统警务模式而引致治理能力欠缺、力量分散的现实困境,可通过条线基础任务强化、数字化改革牵引等措施,实现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和及时处置,推动公安机关生态职能的高效发挥,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企业环境犯罪合规不起诉问题研究

当前,企业环境犯罪成为公害犯罪的主要治理难题之一。在实践层面,企业环境犯罪具有犯罪认定和处罚困难,治理效果差强人意,民营企业急需保护的现实困境。在可行性上,该制度深受国家重视,实践实验与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相契合,试点实践取得良好效果,具有良好构建前景。在完善路径上,对小微企业活用适用标准、加强环境恢复考察、强化检察机关与生态部门的协作、落实第三方环境监督效果,共同治理企业环境犯罪。

基于知识图谱的涉环境类犯罪侦查培训体系建构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新兴的结构化数据模型,为涉环境类案件侦查培训提供了新的构建体系和方法。根据侦查工作实际需要,以知识图谱为基础框架,针对专项涉环境类犯罪案件侦查业务进行课程开发,可以有效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在设计涉环境类犯罪案件侦查培训体系和方案时,应考虑架设侦查工作涉及的人工智能AI工具,以有效提高培训系统的未来适应性。

环境犯罪法益观的检视与提倡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作出较大调整,传统的环境犯罪法益观受到冲击。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所具有的片面化、模糊性缺陷,无法满足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基于保护环境法益的必要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代际公平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以环境权为核心法益的正当性,提倡建构以环境权为内层法益,以环境管理秩序为外层法益的阶层性、复合式法益结构,打破传统人类法益与现代环境法益的思想壁垒,以实现刑法人权保障和秩序维护的双重机能。

海洋环境犯罪案件侦查的困境与对策探究

海洋环境犯罪呈现出案件频发、犯罪行为隐蔽、危害难以量化、侵害客体复杂等特点,侦查中面临启动难、犯罪认定难、取证难等困境。为有效预防、打击海洋环境犯罪,海警机构应通过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优化侦查启动机制、完善管辖制度等提高案件侦查启动效率;通过增强犯罪认定能力、拓宽案件侦查手段、加强侦查力量建设等提升执法人员海洋环境犯罪侦查的综合素质。

论积极刑法观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应用——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

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探讨了在风险社会中积极刑法观对环境犯罪治理的积极影响。通过梳理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不同理论,指出环境犯罪治理应坚持积极刑法观,并在社会现实和犯罪预防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法和刑法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论环境犯罪被害人补救体系的法制完善

环境犯罪被害人补救体系的法制完善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基础,依循“国家-社会-个人”的逻辑进路,涵盖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援助制度和被害人赔偿制度。在被害人补偿方面,应当以国家责任理论为主要依据,以政治利益的合目的性和社会福利的效率为制约,从资金来源和补偿原则两个方面加以完善。在被害人援助方面,应当适度借鉴域外经验,健全相关法律政策,在完善全国性的犯罪被害人援助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环境犯罪被害人援助组织。在被害人赔偿方面,应当明确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被害人赔偿的优先性,从被害人视角完善环境刑事诉讼程序,加强环境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污染型环境犯罪追诉时效问题研究

污染型环境犯罪的时间跨度长和地理覆盖面广,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滞后的;同时,获取相关证据的困难程度、因果关系的模糊性及法律程序中权利失衡等问题也给基于传统犯罪特征所设定的追诉期限制度带来压力,这引发了对于追诉时效制度能否构建出有效的环保责任追究体系的怀疑。本文结合立法研究方法对我国污染型环境犯罪刑事追诉时效的起算点以及时效期限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企业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合规制度研究

企业环境犯罪相较于自然人环境犯罪的破坏性更强后果更严重,但目前企业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不佳。企业环境合规制度很好地契合了环境犯罪的治理理念,实践中也在积极探索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的构建,但也暴露出合规制度适用中存在诸如合规适用主体、适用情形存在争议等困境。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认为小微企业是合适的合规适用主体;符合条件时对企业和责任人可以适用双不起诉;明确环境犯罪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情形;为达到事前预防的目的,还需要全面推行建立完整的合规制度。

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问题成为紧要议题。为切合我国法治发展与司法实践现状,依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分别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讨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体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现有相关条文表述为基础进行定义;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观方面分析应以行为人对行政法认知程度为主要区分标准,并根据其对结果因素所持的心理态度进一步区分量刑;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客体的确定采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说,这更符合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现状与实践需要;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要素应同时关注行政法违反与刑法违反的双重违法性,将危险犯纳入规制范围,并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出台到1997年新《刑法》修订,再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不断补充修正,形成了中国环境刑法的基本规范与格局。目前,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在立法体例、罪名体系和刑罚处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亟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体例,将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从该章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章,并将分散在刑法典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其次,中国环境犯罪急需增设以下5个罪名,以完善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即破坏草原罪、破坏湿地罪、虐待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和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管理罪;再次,应完善环境犯罪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扩张环境犯罪对象的范围、扩展危害行为的类型。最后,应完善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和刑罚适用种类。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

环境犯罪主观归责制度研究

环境犯罪是现代社会工业化发展后面临的新问题之一,对其究责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辅之以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的本质是推定过错,并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且有实用价值。环境犯罪案件中适用严格责任将有效发挥刑罚的惩罚与预防作用,但也存在严格的适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