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负效应,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借助GIS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在时序演变上,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现“中段高发、两端低发”的倒V形态势,于1989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在网络拓扑上,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总体规模先增后降,网络结构日趋疏松、联系强度与通达性降低,网络核心由豫、闽等中东部地区向川、黔等西南地区转移,买方、卖方市场分化显著。(3)在空间演化上,犯罪活动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部,拐卖男童南方高于北方;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转移显著,拐出高值区趋向于西南地区,拐入高值区多为中东部地区;贩运路径由“数地高发”转向“全国频发”后逐渐萎缩,跨省与省内贩运现象并存;犯罪网络形成了4个以滇-粤-桂-冀贩运社团为主导的犯罪社团,内部联系紧密,呈现地理邻近性与跳跃性并存的区位特征。(4)在形成机制上,网络节点、网络联系、网络社团3个层面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影响逐级递进,且受多因素影响,具有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立法的完善

在肯定法人犯罪的基础上,法人犯罪立法中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法人犯罪的范围、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以及法人犯罪中法人与相关法人成员的关系。在刑法分则中挑出部分罪名进行立法的方式,固然有助于控制法人犯罪的范围,但还存在着罪名稳定性缺乏、选择标准模糊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宜采取普遍性的立法。由于替代责任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相悖,容易导致法人责任认定过于宽泛,故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应采用组织体责任,法人成员的意思一旦转化为单位整体意志,该意志即成为单位犯罪的意志。基于组织体责任,立法应明确企业事前合规对法人犯罪成立的阻却作用。同时,在两罚制视野下,法人犯罪中法人与法人成员属于两个不同的犯罪主体,法人成员的犯罪并不依附于法人,立法应统一规定,法人成员的犯罪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

自然人犯罪案件刑事合规的理论证成及其适用限度

自然人犯罪案件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仅对自然人展开刑事追诉的案件。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仍然具有预防犯罪价值、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符合合作规制理论;刑事合规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干预具有正当性依据;对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减免亦符合刑事法原理,因而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能得到理论证成。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尚处于发展阶段,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范围被明显限缩,对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亦有其现实理由。但上述做法只在企业对自然人犯罪具有犯罪学意义上的影响力且同意合规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且合规的实施必须遵循比例原则,自然人刑事责任减免亦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限度。

数字经济环境下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模式的演变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保证数据安全和保障数据共享活力同样重要,数据犯罪的规制和认定应当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现有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采用的是权利保护模式,即通过保护数据权利主体的利益进行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权利保护模式不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以非法获取行为为规制重点的前置化保护不当可能导致数据流通受阻;现行刑法规制数据犯罪行为方式的局限可能导致数据安全保护不全面。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应当采用秩序维护模式,关注数据价值实现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利益,看重一般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为实现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的秩序维护模式,立法者应当增设维护数据管理秩序的新罪名。在数据犯罪的司法认定上,也需要及时调整思路,做好保护数据安全和保障数据共享活力之间的利益平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之探讨

现有帮信罪定性观点均以共犯理论为依托,但无论正犯说、共犯说抑或并合说,均无法对司法解释中通常属于共犯、例外属于正犯的双重属性界定予以兼顾,因此唯有摆脱共犯理论方能实现帮信罪的准确定性。误用共犯理论的原因在于帮信罪共犯型的犯罪构成,而为帮信罪赋予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即可在理论纠偏的同时实现其准确定性。“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条文中共犯特征的标志性表述,为其给予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定位即可赋予帮信罪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且“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只得视为帮信罪客观情状。由此,帮信罪得以实现当然的正犯定性。

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的重构

我国“秩序本位”的数据安全犯罪体系过于偏向“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管理秩序”,导致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保护的法益不完整,需要对此进行逻辑反思。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数据安全由数据内容价值安全、数据工具价值安全和数据本身价值安全构成。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保护的是由上述数据价值安全构成的法益群,即网络数据价值安全法益。故,在大数据时代建构起的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要以网络数据“价值本位”为核心,除使犯罪对象与保护法益之间建立起天然契合之外,还可以完善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立法的不足之处,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重构

滥伐林木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存在前置与后置制定规范不健全、规范执行存间隙以及规范适用不协调等现实问题。健全的法律规范是实现滥伐林木犯罪治理中行刑有效衔接的前提条件,滥伐林木犯罪的治理不能囿于传统刑事治理体系,只有跳出既有的刑事治理框架,重视刑事法规范与《森林法》等前置法的有效衔接,才能使滥伐林木犯罪问题得到科学有效的应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关于滥伐林木犯罪规范体系的完善,应当“顺势而为”,树立融合治理思维。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体系,应当遵循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转变、从规范的隔阂走向规范的融合、从重刑轻行到行刑衔接转变的基本逻辑。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应当坚持从重置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制定场域的行刑衔接、规范执行场域的行刑衔接以及规范适用场域的行刑衔接等方面予以展开。

多元化预防大学生犯罪路径研究

近几年来,大学生犯罪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犯罪类型也从简单型转变为复杂型,特别是利用所学专业知识从事高智商、高科技犯罪明显增多。特别是随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出台和国家加大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大学生作为电信诈骗的帮助犯,涉及帮信、掩隐、洗钱等罪名的比例也有所提高。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需要通过高校以及各部门的努力共同推进。只有通过多元化方式将预防大学生犯罪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来推进才能起到良好的预防效果。本文就预防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困境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就如何多元化预防犯罪提出对策。

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信息传播犯罪模式

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恐怖主义”,已严重污染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刑法领域对网络暴力的规制,存在着网络话语替代规范话语、无形暴力等价有形暴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自相矛盾和泛化因果关系的问题。从认识论、传播学和实践论等视角,甄别网络暴力的(人身)攻击性不法信息肆意传播的本质,可为网络话语寻找规范依据。基于此,可以验证专设“网络暴力罪”的治理模式并不妥当。在既有刑法体系下,应当塑造网络暴力的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分别从网络暴力的信息制作者、信息传播者和传播辅助者等视角,贯彻网络暴力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的实施方案。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入罪标准,不宜坚守纯粹形式化的传播次数标准,应当坚守形式与实质并存的法益侵害程度标准,并以实质的“可控性”标准作为划定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尺。

《刑法修正案(十二)》下行贿犯罪的均衡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的自主决策权,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取决于侵害该法益的具体形式,而非“受贿行贿同等罚”。新增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仅为量刑情节,应根据从重处罚的实质依据对各个情节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均衡性。

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在全社会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利用好专门教育这一重要治理手段,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同犯罪治理相协调,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专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的有效手段,因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需求而出现,并随其发展而动态调适。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助推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专门教育的理念及其价值取向的更新。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教育生态环境不佳、专门教育师资力量薄弱、专门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丰富性不足、教育方式方法的个性化缺失和社会偏见思想短期内难以动摇等方面。针对于此,建议从优化专门教育生态环境、加强专门教育师资力量培养、丰富专门教育内容、改革专门教育方式方法以及树立专门学校正面形象等方面实现专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展与对策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高发犯罪之一,具有犯罪组织稳定化、诈骗手段多样化、主犯的隐蔽性与从犯的胁迫性等特征。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目前对于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国家之间的法律不一致、调查取证难度大,追缴资金困难,等等。为了有效遏制跨境电信网络犯罪,应当加强与各国的执法合作,加强边境管理,引导出境人员回流,完善赃款追缴机制,进行全链条打击,实施打击与预防犯罪并重等综合策略。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结构及优化研究——基于信息生态视角

[研究目的]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是实现网络金融犯罪数字化治理的重要工具,但目前在预警体系构建、信息及技术共享、制度供给等方面尚存在诸多不足。将信息生态理论应用于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研究中,可基于系统观、互动观、人本观和平衡观对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和观察,为理清系统优化路径、推动系统健康可持续运行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研究方法]结合信息生态理论,系统梳理和分析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构成要素的内涵、作用和关联关系,明确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的形态和动态结构,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结构模型,并结合现实困境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优化对策建议。[研究结论]分析得出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是由人员层、数据层和环境层通过建立依存与影响、补充与抑制、支持与促进的两两交织关系而形成的动态信息系统,且人员层存在链带、迭升和子集关系,数据层存在同源、遗传变异、离易和重生关系。系统可通过优化预警和组织体系、推动多链式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及绩效考评制度等路径实现健康可持续运行。

网络犯罪案件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

对电子数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审查,是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中应用刑事诉讼程序最为核心的内容。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网络犯罪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审查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运用刑事诉讼的一系列规定确保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囿于当前侦查取证的技术水平和电子数据的特殊性,司法机关对电子数据的审查会在符合刑事诉讼原则的基础上,形成“实践操作标准”以满足案件办理的需要。通过对“实践操作标准”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其合理性和需要改进的问题,有利于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水平,提高网络犯罪案件质量。

2023—2024年中国犯罪形势分析与预测

2023年以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的缓慢恢复,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保持稳定,居民社会安全感较高。2023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受案数保持稳定,但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以及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数量有所上升。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仍是占主导的犯罪类型,新型网络犯罪已成为当前主要犯罪形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大幅增加,盗窃、抢劫、强奸等是主要类型,团伙犯罪和涉网络犯罪突出,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成为社会难题。针对当前突出犯罪问题所采取的专项行动与综合治理措施相结合成效显著,刑事政策的变化促进了社会张力减缓与和谐社会建设,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有利于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的化解,有效减少了犯罪诱因和条件。

网络直播犯罪的侦查治理研究

网络直播已经成为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渠道。但是伴随出现的网络直播犯罪严重危害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作为网络犯罪的重要形式,其呈现出数罪合流形成复杂聚合力、多目的驱使下的人际掩护、合法直播光环下的犯罪植入、打破时空限制的多点扩散和商业化运作下的犯罪组织架构等行为特征,使得侦查工作陷入犯罪发现难,侦查取证难以及侦查成本高的现实困境。为此,应以网络直播犯罪的侦查治理为切入点,提高其侦查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