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Agent模拟的反犯罪网络分析方法

将智能信息技术应用于反犯罪和反恐怖是目前各国安全部门的研究热点.其中,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一种分析犯罪网络特性很有希望的方法.然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不能处理犯罪网络动态变化的特性.因此,提出一种多Agent模拟与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便应对犯罪网络动态变化的情形.利用真实犯罪网络数据,对提出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找出对打击犯罪组织有指导意义的策略.

犯罪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在有组织犯罪研究中的应用

在刑事司法领域所使用的"网络"(networks)一词通常是指犯罪组织。一个犯罪网络首先也是一个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它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会单位(个体、群体或社会)所构成的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自美国"9.11事件"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学者、媒体逐渐认识到社会网络分析在有组织犯罪防控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纷纷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等有组织犯罪进行犯罪网络分析、研究,通过解构犯罪组织,发现犯罪成员体系、结构特征与行动目标,从而对有组织犯罪进行有效预防和打击。我国应充分认识社会网络分析在现代有组织犯罪防控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全面了解国外有关理论与应用发展,积极采取政府资助项目研发与直接设立研究机构等多种手段,促进犯罪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在我国的迅速发展。

论知识产权犯罪网络化及其刑法回应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犯罪逐渐从现实生活蔓延到网络虚拟空间,呈现网络化趋势。这使得传统刑法的调整显得捉襟见肘,从而对传统刑法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有效遏制知识产权犯罪的网络化趋势,刑法必须与时俱进,正视刑法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规制之不足,根据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自身的特点,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完善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规制体系,合理防控知识产权犯罪网络化趋势,以维护网络安全,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基于关系数据模型的犯罪网络挖掘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关系数据模型的犯罪网络挖掘方法,基于侦查办案分析需求,建立关系数据模型生成犯罪网络,运用该模型可挖掘已知嫌疑人的其他团伙成员,也可在未知嫌疑人的条件下生成所有的犯罪网络,具有共同对象的不同模型还可组合进行跨模型网络挖掘。利用为期半年的通话与转账数据作为数据源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模型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实现已知嫌疑人和未知嫌疑人的犯罪网络挖掘,还可通过不同模型的组合应用深度挖掘犯罪团伙关系。

对犯罪网络的模糊层次聚类分析

将模糊处理技术与层次聚类算法相结合运用于犯罪网络分析,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模糊层次聚类算法的犯罪网络分析方法.基于"9.11"事件数据集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划分网络的同时,能够找到类属具有模糊性的成员,从而为打击犯罪提供有益的帮助.

基于犯罪网络的情报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提出一个自动化的情报分析系统,通过文本挖掘技术,提取并建立情报信息的特征向量,自动构建犯罪网络模型,采用中心度测度算法,定量分析各成员在犯罪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使用RNN-CLINK聚类算法发现和分割出高内聚的紧密型犯罪团伙,以有效揭示出犯罪团伙内部的关系和特征,为准确的情报研判提供重要的线索和方向。

改进PageRank算法在犯罪网络分析中的应用

通过对已知部分嫌疑人的犯罪网络模型进行研究,较好解决了如何寻找潜在犯罪危险的问题。在网页排名算法PageRank的基础上,结合SNA(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改进了PageRank算法迭代过程,有效评价了与嫌疑人沟通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大小,为解决此类社会网络分析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一种相对重要节点挖掘方法及其在犯罪网络中的应用

网络科学中相对重要节点的挖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例如,通过已知犯罪分子查找其他犯罪分子。为此,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带重启随机游走的相对重要节点挖掘方法,并结合犯罪网络的两个特征来把该方法应用于犯罪网络的挖掘:根据犯罪分子会隐藏自己的特点对随机游走的初值进行设计;根据犯罪分子之间的通信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罪犯的特点对随机游走的概率转移矩阵进行改进。最后将提出的方法同4个经典的相对重要节点挖掘指标进行对比,同时通过实际的犯罪网络来进行实验和分析,结果表明,文中的算法比经典的方法更能准确预测出犯罪分子。

犯罪网络分析理论在经济犯罪中的应用——以湖北省2016—2017年“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判决为样本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行为伴随信息网络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面临这种有组织化的传销犯罪行为,犯罪网络分析理论在融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之上对犯罪组织内部进行分析,划分为星型结构、链状结构及网状结构。通过对传销组织内部的人员关系进行网络化构建,可以发现现阶段传销组织的行为具有隐蔽性、虚拟性及传播快的特点。传销行为可分为传统货物传销、投资理财及电子商务的传销行为。

基于自信息的犯罪网络情报分析与研究

本文以信息论为基础,建立犯罪网络中情报系统,根据所携带的危险信息的概率,对犯罪网络中每个成员在交流过程中的语言所含信息量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得到最有可能为犯罪团伙成员的人。该方法通过信息论的基础理论知识,通过对不同危险信息的概率的设定,对破获犯罪团伙成员,打击犯罪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异常行为模式匹配: 犯罪网络化、产业化态势下的治理范式 --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在犯罪网络化、产业化的趋势下,侦查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如开展困难、成本极高以及社会效益不显著等问题。基于犯罪治理理论全局性、精准性特征的“全链条式”打击思路为解决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提供了思路,有助于将犯罪消弭在萌芽状态;具体实施上,借助于大数据的异常行为模式匹配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路径选择。在应用流程上,首先应从数据中提炼异常行为模式,其次要加强监控,发现、匹配异常行为并对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横向展开中,要构建基于异常行为的“全链条式”打击模式,从加强常态化管控和个案管控入手打击网络犯罪。当前,异常行为模式匹配在应用中还存在着缺乏顶层设计以及制度保障的问题。因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完善制度保障,畅通异常行为模式匹配在网络犯罪治理中的渠道。

基于信息相关重要性的犯罪网络挖掘算法设计

从移动数据中进行犯罪网络犯核心成员的挖掘以单一因素为依据是不合理的,如单独计算每个查询节点对于网络图中其他节点的重要性。针对这一问题,论文基于相关重要性概念,提出改进的新相关重要性NRI算法。算法从犯罪网络图压缩后的核心图入手,以相对重要性、重心距、路径平均长度等为因素,根据论文所给公式计算各个因素的值,量化和综合得到节点的相对重要性值。最后与其他算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该算法相对于Page Rank、Hits以及Closeness Centrality算法更能够挖掘真实的犯罪网络。

基于犯罪网络分析的黑恶势力犯罪侦查

犯罪网络分析相较于传统侦查手段,能够为及时发现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成员、查明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及其讯问突破口的选择提供保障和依据。但当前犯罪网络分析的应用还存在黑恶势力犯罪的发现机制较为单一、地方大数据技术的限制两个障碍。因此,应当创建适应犯罪网络分析发展的条件和土壤。加强基于网络的黑恶势力犯罪线索挖掘,构建基于地域的大数据资源平台并组建大数据挖掘的专业团队。

金融犯罪网络化趋势及其信息化侦查取证对策

人类社会业已迈入信息和网络时代,金融犯罪的网络化趋势不可避免。根据实施金融犯罪对网络信息技术依赖的程度不同,网络金融犯罪可以分成三类: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简单存储和传输手段的金融犯罪、以网络信息技术作为重要传播手段的犯罪和比较纯粹的网络金融犯罪。为应对金融犯罪网络化趋势为侦查取证带来的新挑战,应采取信息化侦查取证对策:一方面要完善网络和计算机侦查取证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树立"以信息制信息"、"以网制网"的工作思路,在侦查取证环节寻找新的机遇。

犯罪网络化对法益影响的类型化分析及对策

对于网络犯罪而言,可将其类型化为"网络对象犯""网络工具犯"与"网络主体犯"。从法益视角观察,"网络对象犯"导致新型法益产生,因此只能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规制。"网络主体犯"改变了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及其程度,但由于网络主体的特殊性,因而也只能采取立法途径规制。而"网络工具犯",应视侵犯的原始法益为刑法所保护之法益还是非刑法保护之法益,分别采取解释路径和立法路径规制。

共同防治新型网络犯罪研究——犯罪网络化趋势应对与治理体系构建

新型网络犯罪大幅增长,其共同犯罪特征明显;以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占多数,并向各个领域扩张,本质是犯罪的网络化趋势;新型网络犯罪重罪案件增加,“复合”传统犯罪,社会危害性大;犯罪主体前科劣迹并不突出,低龄化特征明显。新型网络犯罪“复合”传统犯罪的发展规律和犯罪网络化的性质特点,利用信息技术犯罪手段更新速度超过立法和司法对相关犯罪行为的调整与适应速度,使犯罪治理存在较大困难。犯罪治理和政策、侦查取证、案件管辖和办案方式等具体治理层面存在一定缺陷。共同防治新型网络犯罪很大程度是犯罪网络化趋势的应对与治理,需构建犯罪网络化趋势应对与治理体系,包括犯罪打击和网络治理两条主线:一是加大对新型网络犯罪重点领域罪名的研究与适用;二是加强侦查取证指引;三是明确新型网络犯罪跨区域管辖等问题;四是内外联动,构建新型网络犯罪共同防治机制。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之探讨

现有帮信罪定性观点均以共犯理论为依托,但无论正犯说、共犯说抑或并合说,均无法对司法解释中通常属于共犯、例外属于正犯的双重属性界定予以兼顾,因此唯有摆脱共犯理论方能实现帮信罪的准确定性。误用共犯理论的原因在于帮信罪共犯型的犯罪构成,而为帮信罪赋予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即可在理论纠偏的同时实现其准确定性。“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条文中共犯特征的标志性表述,为其给予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定位即可赋予帮信罪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且“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只得视为帮信罪客观情状。由此,帮信罪得以实现当然的正犯定性。

网络犯罪案件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

对电子数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审查,是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中应用刑事诉讼程序最为核心的内容。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网络犯罪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审查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运用刑事诉讼的一系列规定确保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囿于当前侦查取证的技术水平和电子数据的特殊性,司法机关对电子数据的审查会在符合刑事诉讼原则的基础上,形成“实践操作标准”以满足案件办理的需要。通过对“实践操作标准”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其合理性和需要改进的问题,有利于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水平,提高网络犯罪案件质量。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