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认识论初探

犯罪学是一门以研究多变的犯罪现象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当它被认识论这个工具重新挖掘的时候,犯罪学的基础理论就会稳定而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犯罪学认识论是可以帮助人们弄清犯罪学的来源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理论和认识方式,并能够极大地促进犯罪学共同学科意识的形成。犯罪学认识论包括犯罪现象的认识论、犯罪原因的认识论和犯罪对策的认识论。

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及认识错误处理

不论是在刑法实践中还是在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均是一个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问题,各国对共同犯罪的定义也都不尽相同,如我国只认为共同故意犯罪才是共同犯罪。不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它强调的都是犯罪主观方面的问题,故意的内容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在过失中也就不过于看重意志因素。同单独犯罪一样,共同犯罪也会出现认识错误的问题,共犯的认识错误较单独犯罪的认识错误处理起来更为复杂,而且这一领域仅限于理论研究,在刑法实务上尚没有定论。试结合德日研究理论和我国刑法实践提出解决方法,以期对实务处理有所增益。

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动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犯罪的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罪与罚》中,描写了年轻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事件,并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层层剖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桩犯罪事件原因复杂性的深入思考,既表现了其本身对犯罪的看法,又显示出其思考所陷入的矛盾境地。

论犯罪事实的性质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最终确认的犯罪事实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实,主要存在着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竞争。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对抗并非两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间的对抗,而是对刑事司法程序中确认的认识论犯罪事实的两种不同定性。法律真实说之所以更为恰当,是因为法律真实说尊重现实,可以为认识论犯罪事实的可谬性找到逻辑上的根据,有利于程序优先司法理念的确定,并且符合司法特质。

故意犯罪中明知的双重体系位置研究——以司法解释明知推定为视角的展开

犯罪故意的规范构造由“认识”与“意欲”两部分内容构成,已成通说。但是,故意的体系位置,却存在巨大的争议:因犯罪论体系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体系位置,即使采取同一犯罪论体系,故意的体系位置也存在巨大的争议。明知型犯罪作为直接故意犯罪的一种类型,在违法性判定中,排除了错误理论的适用空间,是一种一致的主客观对应关系之犯罪类型;在罪责的判断中,提高了罪责的程度,等同于“意图”犯罪中高度的法敌对态度。基于此,在明知型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对行为对象不具有高于一般人的认知,则否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若行为人对行为对象没有意图犯罪中的“高度的法敌对态度”,则行为人对其行为不具有罪责。

测谎与摄影技术作为侦查手段的法律问题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中 ,采用测谎、摄影等高科技手段 ,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犯罪证据 ,提高诉论效率。但是 ,另一方面 ,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即容易造成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隐性侵害。文章主要针对测谎和摄影等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律性质 ,实施的法律程序以及对处分相对人的人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为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时提供一些思路。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度及理由

当发生引起人心冲动的少年儿童犯罪案件,大众情感上的处罚要求强烈,社会往往就会出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对这种诉求做出了回应,将特定情形下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岁。12岁已是刑事责任年龄的底线,即便再有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发生,也不能再降低。理由如下:从国际公约上看,可接受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2岁,而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推荐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4或16岁;已有实践表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以下,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并无显著作用,而且代价巨大;最为关键的是,少年虽可以认识到对与错,但由于少年缺乏内化刑法所保护法之价值的能力与条件,因而就此认为12岁以下的少年也应当负刑事责任是缺乏理性基础的。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以下可能只是单纯回应报复需求的工具,其正当性根据存在疑问。

谈分歧

在研究案子的时候,由于案情千差万别,问题错综复杂,人们的认识水平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免不了意见分岐。或对证据的可靠性见解各异,或对是否构成犯罪认识不一,或对法律的适用理解不同,或对量刑处理意见纷纭。在这些分岐意见面前,我们司法人员应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在办案中经常碰到,有时十分烦人。但是,能否正确处理,却很重要。搞好了,可以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搞得不好,对依法办案、办案质量乃至内部团结都有很大影响,有些案件之所以“难办”,其原因往往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