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时代下人工智能法律风险与犯罪论体系探究

元宇宙是由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和量子技术等制成,介由高度发达的脑机接口技术,提供完全潜行环境的平行世界。在元宇宙环境中,管理员和强人工智能的共同犯罪即将成为一种新的犯罪趋势,为了解决犯罪主体的不适应性,有必要对我国通说温和的三阶层犯罪要件构成说再探讨。对于构成要件符合性,其实质就是管理员与人工智能监管程序类型化的违法性行为。为了解决元宇宙中精神损害所指向的实行行为无法被违法性所涵摄的问题,违法性的实质应当从泷川幸辰和前田雅英的实质利益损害的观点转向麦耶所主张的伦理规范违反说,而伦理违反性也应当理解为违法性更深层次的概念。因此从伦理规范违反说的角度应当对人工智能监管程序的程序犯意、危害行为、行为结果认定其违法性,并从危害行为、行为结果的角度认定系统管理员行为的违法性,但共同犯罪的认定范围仍限定于双方共同的行为部分。对于违法阻却事由,通过对元宇宙系统资源的财产属性的探讨,可明确用户的自力救济行为的相应刑法学属性。而对于责任要素,其自身情感和价值判断的脆弱性决定了刑罚所想表达的痛苦并不能如愿传达给强人工智能,因此对于强人工智能而言,有责性的本质应当转化为对侵害法益、伦理行为的预告性制裁。若具有相对意志自由的人工智能监管程序在对刑法所保护的权益进行充分衡量后仍实施不法行为,则应认定其犯罪故意,确定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程序指引功能研究

从诉讼程序的启动到刑事判决的形成,犯罪论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指引作用。阶层犯罪论体系作为刑事实体法研究的重要工具,其逻辑化的思维方式不仅实现了构成元素的系统认定,也为司法过程的推进提供了路径依赖。刑法规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文本走向现实。在立案阶段,阶层犯罪论体系为“涉嫌”的理论预设提供价值指引;在侦查阶段,通过“逻辑线索”对事实和行为加以串联,避免了司法产品制作的早期性;在审查起诉阶段,涵括了“不起诉”和“撤回起诉”的司法面向,最大限度减少了片面认知导致的错误倾向;在审判阶段,有效推进了以审判为中心,促进了庭审的实质化。

“犯罪论体系”的国际考证

"国际犯罪论体系"是关于国际犯罪成立与形态的知识体系,"国际犯罪构成论体系"是关于国际犯罪成立的知识体系。刑法学的"犯罪论体系"、特别是"犯罪构成论体系"之争只能提供国际体系思考的知识论基础,但不能也不应直接进行国际转化。照搬法系或国内体系解读国际体系是行不通的,无法使两种研讨实现互动与双赢。

形式和实质的解释论之争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

当前,在我国刑法解释领域内,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因为各学者在对这两类解释论基本涵义的认识上并不统一,所以这一论争在目前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通过深入分析这两类解释论主要倡导者的学术观点,可以发现,两类解释论之争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犯罪论体系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德日古典的三阶层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还是选择一种综合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在犯罪的认定上,主张分层式逻辑判断的德日犯罪论体系并不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而主张平面式综合判断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犯罪构成体系是刑法理论体系的核心,有“刑法理论体系王冠上的宝石”之美誉。当今世界,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和英美法系的犯罪论体系颇有影响。本文分析了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的构造,比较了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异同,并就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借鉴意义作了探讨。

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

对犯罪实体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客观"与"主观"两个概念上;犯罪论体系应当以价值或目的作为出发点,从而体现评价;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具有充分根据与内在合理性。

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

作为对我国近年来发生争议的热点案件的一个理论回应,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被提出。我国目前的犯罪论体系均是以应罚性为中心展开的,缺乏对需罚性的判断,从而带来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犯罪论体系须认真对待刑法体系内的应罚性与刑法体系外的需罚性。从理论上,需罚性就是从刑事政策或宪法上判断有无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是以预防的必要性为理论根据架设起刑事政策或宪法与刑法体系之间的桥梁,具有兼顾体系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合目的性。同时,将需罚性导入我国犯罪论体系具有立法与司法基础,与我国实定法之间具有融贯性。我国应当建构应罚性与需罚性并重的犯罪论体系。

刑法教义学与犯罪论体系的分野

刑法教义学是以制定法和判例为基础的学问,其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对刑法的解释和体系化。刑法教义学是观察和分析各种犯罪论体系的重要维度。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是一种教义学体系,是对刑法总则的解释和体系化;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则背离了刑法教义学传统,因而衍生出诸多问题。我国应当强化以实在法规范为对象的教义学研究,逐步清除苏俄犯罪构成体系的不当影响。

转型中的中国犯罪论体系

中国的犯罪论体系正处于转型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之下,中国与德国的犯罪论体系的比较视角的引入,对于促进这种转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与德国在犯罪论体系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研究德国的犯罪论体系,并以此作为一种参照。以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学术个案,对中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过程进行叙述,并从作为操作规程的犯罪论体系、作为检验根据的犯罪论体系和作为思维方法的犯罪论体系这三个维度,对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意义来进行法理的阐述。

犯罪构成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一种“政策”的分析视角--兼论犯罪论体系改造的基本路径

现行的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是在"垂直"维度的政策指导下建立的,是在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任何理论的断裂式突变都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缺乏革命时期那种"垂直"维度的政策,也没有从总体上一揽子推翻某一基础性命题的能量。任何犯罪论体系的引入都应当注重"水平"维度的政策作用,即应当在域内与域外之间、理论与实务之间、不同学派之间、要引进的犯罪论体系内部进行广泛的"沟通"与"商谈",通过学术市场自身的力量最终确立新的犯罪论体系。

从'大众'到'精英'--论我国犯罪论体系话语模式的转型

近年来刑法学界关于犯罪论体系变革大讨论的背后,是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对立。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考虑,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不同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结构相对简单,学术含量较低,体现了一种大众话语的立场。但是随着法治社会的建立,法律专业化的趋势要求司法队伍精英化,学术界必须能够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工具,因此,犯罪论体系必将面临大众话语模式向精英话语模式的转型。

德日犯罪论体系转型的启示与借鉴

受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博弈的影响,德日犯罪论体系发端于二元论,发展为四阶层,形成于三阶层,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该转型历程表明:任何一种犯罪论体系的正确性都是暂时的,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永恒的;阶层体系能够使犯罪认定的思维过程更具层次性和逻辑性;各个阶层的实质化是阶层体系的演变趋势。德日犯罪论体系转型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是:犯罪构成之争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一种正常现象;重视体系性思考的同时,应注重问题性思考;犯罪的认定不仅要坚持顺序性,还应强调层次性和逻辑性,可按照客观要件、排除客观违法事由、主观要件、排除主观责任事由四阶层依次进行;刑法理论应坚持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相结合。

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嬗变

通过探讨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的嬗变,指出它仍然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而,认为对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批判是值得商榷的。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仍然具有生命力,应该暂缓引进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

哲学立场与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

哲学立场与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嬗递有着深层的、直接的关联,足见德国哲学对德国刑法学有相当的滋养、启发作用。其中隐涵的方法论思想,应该对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刑法学有所启迪。

德国犯罪论体系演变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背景

德国犯罪论体系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以来,经历了古典犯罪论体系、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目的论犯罪论体系、新古典与目的论相结合的犯罪论体系以及目的理性体系的发展演变,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现象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为这种发展演变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加强对犯罪论体系哲学基础的研究,对于把握犯罪论体系的全貌和发展规律,促进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论体系的证明责任分配功能辨析

认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关于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推定具有证明责任分配功能的观点不有合理性。从发展脉络上看,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推定机能的设定并不是出于证明责任分配功能的虑;从整体机能上看,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论体系存在着巨大差异,使其不能英美法系国家一样兼顾程序法上证明责任的分配功能。依靠犯罪论体系的推定机能来划分证明责既没有必要性也没有合理性。在明确证明责任分配的首要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的前提犯罪论体系与证明责任具有如下关系:在宏观上,犯罪论体系可以划定证明责任所指向的实体法事范围;在微观上,不同性质的构成要件要素会影响证明责任中证明标准的高低,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

犯罪论体系本土化完善中各元素的取舍分析

在中国犯罪论体系中,应该确立构成要件的基石地位,构成要件应包含故意、过失等主观要素。违法性阻却事由体现一种"价值冲突"、"法益衡平"原则,并非与主观要素无关,不宜只作为客观构成要件的阻却事由。罪量因素不能归位于构成要件,应该增设罪量符合性要件,以体现中国立法特色。引入期待可能性不是主张有责性独立之体系地位的理由,为消解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逻辑缺陷,应删除有责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独立要件地位。

犯罪论体系:功能、价值与实现途径辨析

犯罪论体系研究的是行为可罚性的一般之法律要件。各国犯罪论体系在形式上各有千秋,在功能与价值取向上,都是为司法者提供一套判断犯罪的基本思维方法,为罪与非罪判断提供共通的标准,防止司法擅断,实现实质正义,在实现路径上则是殊途同归。

世界多样性及其方法论:去意识形态后犯罪论体系的哲学自觉

意识形态是犯罪论体系的讨论不能深入的观念障碍,而只有将其去除,我们才能在避免"学术政治化"之中抓住犯罪论体系的真切问题,从而将其讨论推向深入。在去除意识形态的同时,哲学自觉对于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又显得极为重要。而在世界多样性观念及其所对应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等方法论之下,犯罪论的"四要件整合式体系"较"三元递进式体系"和"双层式体系"确实存在诸多不足,但后两者也并非最优选择。那么,在世界多样性观念及其所对应的方法论之下,能够照应犯罪概念和刑法立法本身且具有开放性的犯罪论体系应是"罪状形合性"—"社会危害性"—"罪过性"—"应受刑罚惩罚性"这样一个层层限缩的,并呈"塔形"的"螺旋式上升体系"。

犯罪论体系之争的学派渊源

中国刑法学界当下的犯罪论体系之争是一场没有确切宏观学术史意义体认的学术论争。只有从刑法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流变的学术史意义上去深入检讨犯罪论体系之争,特别是认真考究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和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派渊源,才能理解这场学术论争的性质。中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学自苏联,但并没有发展出根本上不同于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的中国化理论。以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为核心的苏俄刑法知识是刑事黑格尔派经过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改造后的学术发展。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德日刑法知识则归属于从受到康德影响的费尔巴哈到新康德哲学对德国犯罪论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和不断创新的学术一脉。当下中国的犯罪论体系之争是具有特定学派演变背景的刑事德日派和刑事苏俄派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