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视域下的职务犯罪调查决策研究

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需要作出一系列决策,这些决策是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下做出的。职务犯罪调查作为一项认识活动,存在着特定的认识路径,并伴随着趋避冲突、双趋冲突、双避冲突、多重趋避冲突等目标冲突,调查决策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正是有限理性的具体体现。在有限理性的视域下,可从建立专家智库、开展案例讲评、发挥联动优势、用好大数据手段等方面提高职务犯罪调查决策的质量。

职务犯罪调查检察制约监督的原则与路径

在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中,有效发挥检察机关制约监督职能是实现职务犯罪调查权良性运行的有力保障。检察机关具有制约监督权能,这一权能没有因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行而被取代。职务犯罪调查具备侦查要素,与刑事侦查具有相同的客观目的和法律效果,具有接受检察制约监督的该当性。确立以法律监督权和公诉权为根本内容的监督体制,遵循相互制约、适度制约和事后与事中制约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公诉、不起诉、退回补充调查、非法证据排除权能加强引导和监督,完善检察建议制度,制约监督职务犯罪调查权的不当行使,实现高效反腐和制度反腐的目的。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律师缺位的疑虑化解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律师缺位面临调查侦查同质论、平等原则维护论和基本权利保障论的质疑。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宪法地位的创制性、《监察法》较高程度的政治性与相关法律规范决定了职务犯罪调查的异质性,其强调尊重立法者具体化《宪法》时的形成自由。职务犯罪行为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差别具备合理理由故不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方法可化解《监察法》过度限制被调查人获得辩护权与不足保护基本权利的疑虑。

如何利用核技术帮助犯罪调查

核技术可以分析有关犯罪的法证样本——从贩毒、谋杀到艺术品赝品。最为常见的技术方法有:X射线技术、中子活化分析、离子束分析和放射性碳测年,这些技术可以补充法证调查中更为传统的技术方法。核技术通过分析材料的化学和物理特性,并辅以其他法医证据(如:DNA或指纹),可以将犯罪现场采集的证据样本与犯罪人关联。核技术如何帮助调查?核技术可以帮助专家分析犯罪证据样本的微观痕迹,例如,颜料或头发中的元素。

中外犯罪调查的科学性和主观性——以数据库与个人隐私、专家证人与偏见为视角

刑事调查中的数据库与个人隐私、专家证人和认知偏见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虽然数据库,如DNA数据库,在减少和预防犯罪方面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它们也引起了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关注;专家证人通过提高证词和证据的可靠性,对刑事调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产生的偏见将大大影响结果的科学性。当今世界对技术和知识的运用在各个领域都逐渐走向成熟,更加需要将技术运用的主观性缺陷提至与运用综合科学方法同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当代刑事调查中。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检察衔接及其制约

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是监察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权与监察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监察调查权应当体现程序法治与人权保障理念,通过检察权有序行使来实现《宪法》规定的“相互制约”。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具有司法属性,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司法监督符合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在相互衔接及制约关系中,检察机关应合理利用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确立监察机关重大职务犯罪调查下的检察引导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对留置措施的事后司法审查,保证检察权独立审查起诉之下后续强制措施的规范适用,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证据审查功能,实现职务犯罪审前程序证据审查的实质化。

论法治视野下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

基于新时代法治反腐的实践要求,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的行使,应充分吸取建国以来反腐模式的演变与相应腐败犯罪调查的经验教训,着力强化内部程序规范制约,落实与相关机关之间的法法衔接与监督制约,实现调查程序、措施与权利保障的有机统一。

职务犯罪调查技术原论

职务犯罪调查存在的基础是制约公权力失范,当社会公正的初始状态被打破,如何对其修复,有着"先验"和"比较"两种路径。在对待公权力失范的局面上,是依靠社会结构,还是依靠社会选择?如果是社会选择,那么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就存在技术修复的问题。职务犯罪调查技术原论应当包括如下问题: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技术应当进行怎样的外延界定才能清晰地展示技术运用的全貌;职务犯罪调查和技术之间的契合模式是什么;在职务犯罪调查与技术关系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国家治理逻辑。

职务犯罪调查人员出庭问题探讨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的调查工作主要由监察机关负责,而监察调查程序并非刑事诉讼程序,无法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法规要求调查人员出庭作证。基于多方面的理由,在职务犯罪审判中,如有需要,监察机关调查人员也应当出庭作证：其一,调查权与侦查权本质上是同类权力,调查人员应当参照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其二,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落实《监察法》有关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要求;其三,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法庭质证和实现被告人对质权的需要。调查人员出庭与侦查人员相同,都具有证人身份。调查人员出庭作证说明情况有利落实《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有利于促进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顺利进行。

法务会计在会计职务犯罪调查中的应用

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法律不断更新与进步,法务会计这个行业在加强经济合规性、维护经济秩序等多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务会计人员掌握着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发展过程中,职务犯罪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造成损失的原因必然与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会计事项息息相关,所以法务会计在解决职务犯罪的问题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互联网+”走私犯罪调查

随着微信新媒体、快递、物流、电子网银等行业的兴起,走私的渠道越来越便捷、隐蔽.犯罪嫌疑人从网上联系国内外买家、卖家,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完成了整个交易过程,最终演变成走私犯罪.

律师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相关问题探讨

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人权,而《监察法(草案)》对于律师能否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未予明示,学界对此具有较大争议。律师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不仅是被调查人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有利于法制改革的协调,以及提升调查程序本身的正当性。而对于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可行性路径设计,宜从五方面予以把握:一是律师介入的前提,即是要求监察委调查程序分离;二是为避免被调查人在获得律师帮助上出现时限真空或断层,应坚持值班律师与委托律师并轨介入调查程序;三是律师介入时限点与介入深度;四是办案机关人员人为阻碍律师介入的救济;最后则是在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立法进路方面,宜选择指引性立法,使《刑事诉讼法》作为《监察法》必要的补充规范。

盈余管理的犯罪调查视角分析

盈余管理是会计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并且研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人们对它的理解仍旧有限,这显然不利于该研究的发展。正是基于此,从犯罪调查视角的五个方面出发,即盈余管理是否存在、责任人主体、手段及受害人客体、主观方面的动机和客观方面的机会,构建一个盈余管理的分析框架,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部难得的犯罪学专著——《犯罪调查十年——统计与分析》评介

(一) 最近,有幸读了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犯罪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路研究员主编的<犯罪调查十年--统计与分析>(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非常欣喜.这是一部洋洋40万字的关于犯罪问题的学术性资料分析著作,出版这类时间跨度长达10年的数据统计分析专著,在我国犯罪学界似乎还是第一次.

职务犯罪调查的大数据思维样态与应用误区

在职务犯罪调查中,大数据思维主要有整体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多样性思维和预测性思维等基本样态。在职务犯罪调查中,大数据思维应用存在"数据越多越好""数据源可以不精确""大数据一定客观准确""相关关系可以替代因果关系"等误区。需从把握好数据收集的"量度"和"边界"、准确建立数据模型、在把握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寻找因果关系等方面去提升大数据思维在职务犯罪调查中的应用效果。

黑车司机犯罪调查

明知对方是黑车仍搭乘，途中车辆出现故障停车修理，关闭车门时致乘客李某左肱骨骨折。9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坐黑车引发的纠纷案。法院最终认为，黑车司机存在致李某受伤的事实，应当承担相关医疗费用的赔偿，但李某明知是黑车仍旧选乘，双方都应承担责任。

犯罪调查中的催眠术(下)

三、运用于犯罪调查的催眠时期 帮助受试人进入催眠状态的过程称为导入。典型的催眠导入通常在安静舒适的场所进行。应对整个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录像一般在另外的房间内进行以不干扰受试人。录像为以后的法庭调查和专家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通过这种方式,语言或非语言的暗示将受到评价。

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调查

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犯罪，本是全球趋势，但归根结底还是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陌生化以及市场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前者使犯罪成本降低，被抓获的几率降低，后者使犯罪的动机增强。

空间与理念: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司法间距——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职务犯罪调查权的重组产生了司法的空间距离,并形成了监察与司法衔接过程中的司法张力。但司法理念并未"疏离",监察制度的运行实然是价值理念的回归和社会伦理的要求。形成司法张力的直接原因是立法衔接上的技术冲突,深层原因是衔接过程中的伦理冲突。要化解监察与司法的衔接难题,应先厘清职务犯罪调查权的权力属性,其并非"主动"或"克制"的排他性选择,而是从"主动"到"克制"的权力发展向度。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发展路径,应采取司法的"监察化"与监察的"司法化"双重路径。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逻辑与展开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适合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并与党长期执政相适应的制度反腐“中国模式”。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本体认识、价值所在以及其制度反腐政治正当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权思想和实体从宽等理论逻辑的表述,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监察体系制度优势转化为反腐败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宽建议的对象、程序和效力有其独特性。为实现职务犯罪调查阶段与诉讼阶段的有效衔接,必须深入探讨其进入诉讼阶段的制度属性,配合制约及量刑建议等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