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视野下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

基于新时代法治反腐的实践要求,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的行使,应充分吸取建国以来反腐模式的演变与相应腐败犯罪调查的经验教训,着力强化内部程序规范制约,落实与相关机关之间的法法衔接与监督制约,实现调查程序、措施与权利保障的有机统一。

空间与理念: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司法间距——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职务犯罪调查权的重组产生了司法的空间距离,并形成了监察与司法衔接过程中的司法张力。但司法理念并未"疏离",监察制度的运行实然是价值理念的回归和社会伦理的要求。形成司法张力的直接原因是立法衔接上的技术冲突,深层原因是衔接过程中的伦理冲突。要化解监察与司法的衔接难题,应先厘清职务犯罪调查权的权力属性,其并非"主动"或"克制"的排他性选择,而是从"主动"到"克制"的权力发展向度。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发展路径,应采取司法的"监察化"与监察的"司法化"双重路径。

论职务犯罪调查权的监督

为整合反腐败资源,国家实施监察体制改革,由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为依法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尊重和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必然要对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实施多方位监督。

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权论析

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侦查双轨制向调查单轨制的转变,影响了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实际运行。职务犯罪调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分工与配置,监检法三机关的程序衔接以及对调查权的监督方式和力度,都出现了变化。在职务犯罪“调查--起诉”新程序模式下,腐败犯罪案件的诉讼流程存在陷入“调查中心主义”的危险。应在程序分离、权力配置、人权保障三方向提出监察调查权行使的优化策略和规制路径,在严厉惩处腐败犯罪与实现程序正义、保障人权中寻求平衡。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检察衔接及其制约

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是监察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权与监察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监察调查权应当体现程序法治与人权保障理念,通过检察权有序行使来实现《宪法》规定的“相互制约”。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具有司法属性,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司法监督符合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在相互衔接及制约关系中,检察机关应合理利用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确立监察机关重大职务犯罪调查下的检察引导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对留置措施的事后司法审查,保证检察权独立审查起诉之下后续强制措施的规范适用,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证据审查功能,实现职务犯罪审前程序证据审查的实质化。

律师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相关问题探讨

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人权,而《监察法(草案)》对于律师能否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未予明示,学界对此具有较大争议。律师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不仅是被调查人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有利于法制改革的协调,以及提升调查程序本身的正当性。而对于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可行性路径设计,宜从五方面予以把握:一是律师介入的前提,即是要求监察委调查程序分离;二是为避免被调查人在获得律师帮助上出现时限真空或断层,应坚持值班律师与委托律师并轨介入调查程序;三是律师介入时限点与介入深度;四是办案机关人员人为阻碍律师介入的救济;最后则是在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立法进路方面,宜选择指引性立法,使《刑事诉讼法》作为《监察法》必要的补充规范。

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犯罪调查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基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依法打击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地区安全稳定问题提供了可借鉴模式。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办事机构,可以依法独立行使犯罪调查权,并且调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给内地司法机关处理,由此便涉及调查权行使、诉讼程序衔接等问题。为确保该机构高效行使职权,应当进一步明确调查权的侦查属性和行使方式,构建并完善此类案件的强制措施审批程序、补充侦查程序、不起诉决定程序、律师帮助程序等,从而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开展。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论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制度衔接

为贯彻落实深化监察体制的改革目的,2018年《刑事诉讼法》以《宪法》《监察法》相关规定为基础,在坚持"职务犯罪案件由监察机关统一负责"原则基础上,重新厘定了检察机关的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限,明确了监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但是,鉴于《监察法》强调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活动是一种特殊调查活动,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明确"两法"程序衔接机制基础上,如何确保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活动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之间内在法治精神的统一,还存在若干潜在的制度衔接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与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