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交易犯罪路径及其侦查取证研究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击债券交易犯罪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通过研究当前债券交易犯罪案件,发现债券交易犯罪存在三种利益输送路径,即闭环交易、"低买、高卖"交易和分级产品加杠杆交易。对此,公安机关应采取提升民警金融知识水平、梳理债券交易结构、查证资金流向、加强与监管部门配合、固定债券交易证据等措施,提升债券交易犯罪侦办效率。

金融欺诈的犯罪化限度及路径

金融欺诈的犯罪化限度及路径问题事关金融刑法的正义性。金融欺诈犯罪化的限度问题与金融欺诈的不可避免性、经济有益性、被害人过错和社会缺陷、犯罪追诉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而金融欺诈犯罪化的路径应当坚持"先民后行再刑"之路。

流动人口犯罪防控的路径选择

流动人口犯罪是困扰当前社会治安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犯罪现象。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原因,更有社会方面原因。通过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致罪因素及致罪机制,探索有效遏制流动人口犯罪防控的有效路径,从根本上遏制流动人口犯罪发生。

犯罪化路径选择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当代坚守——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一)》

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公众的安全感需求与日俱增,适当犯罪化成为刑法积极应对社会风险的必要之举。犯罪化路径选择须注重立法犯罪化与司法犯罪化的合理调适,在严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兼顾权力配置的合理性,细分两种路径的针对性以及刑法解释技术的差异性,斟酌二者在成本与效率上的区别,正确审视法益的内在机能与象征性刑法的实际影响。鉴于司法及时性与立法稳定性之间的固有紧张,刑法与部分社会需求张力的弥合难以舍弃由司法犯罪化到立法犯罪化的转变,这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正确选择犯罪化的路径应坚持以下四条位阶性规则:对不具刑事制裁必要性的行为,基于刑法最后性与谦抑性给予除罪化处理;对符合刑法相应罪名构成要件的行为,应善用解释技术通过司法犯罪化予以规制;对难以被刑法既有罪名涵摄,但具备规制必要性的行为,通过刑法修正予以立法犯罪化;对司法犯罪化脱离罪刑法定原则的现象,应及时运用立法犯罪化手段予以匡正。

典型拐入地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聚焦犯罪人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

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2008―2022年跨国拐入安徽省的拐卖妇女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群体特征、时空分异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其中作案人以31~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较低,且以汉族、苗族居多;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且以介绍工作赚钱为由被拐骗为主,案发后多被遣返原籍或自愿留下;收买人主要为适婚年龄的单身男性及其父母,文化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2)时间演变上,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峰”型变化趋势,经历波动低发—起伏增长—急速回落3个阶段,发生态势主要受人口政策、打拐力度、网站平台发展等因素的影响。3)空间分布上,拐出地主要为越、缅、柬、老4国和云南、广东、安徽等省份;中转省呈弧状分布,中转市“邻界”特征显著;拐入地集中在皖北和皖中,其中拐入市呈“南北平行双弧”向东辐射扩散,拐入县则呈皖北散状点型与皖南“抱团式”的差异空间格局,地理邻近选择倾向明显,且拐入县呈“单片―扩散―汇聚”的热点变化趋势;拐卖路径上,形成“越南―云南省文山州―马鞍山市含山县”和“柬埔寨―江西省景德镇市―合肥市庐江县”等主要路径,呈现“邻国拐出―边境/内陆中转―多地拐入”的“源―流―汇”路径通道。4)拐出地和拐入地之间的推拉效应为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提供动力,促进作案人、被害人、收买人三方与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三地之间产生交互和耦合作用,促使犯罪路径的形成。

条件性出罪机制及其运用——兼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非犯罪化处理路径

从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最具代表性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凡是刑法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均应当定罪处刑。但在近年的司法实践当中,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特定犯罪行为进行非犯罪化处理已经成为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常规机制,也即本文所论及的条件性出罪机制。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条件性出罪机制已经得到一定的实践应用,相关司法解释从多个角度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出罪条款。正是基于条件性出罪机制这一基本原理,力图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构建一个有条件的、系统的出罪路径体系。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成功案例”的管窥

拐卖儿童犯罪对社会和家庭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整体认识不足。基于公益平台的成功案例库,借助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管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被拐年龄与性别关系密切,易拐儿童低龄化,被拐几率与找回几率随年龄波动明显;拐出地与拐入地均乡村多于城镇,拐卖迁移主要发生在乡—乡之间;被拐人数年变化呈现"倒勺状",可分为四个阶段;年内变化受气温及空气质量影响,也与人口迁移流动频率和范围等有关;平均被拐时长为21.82年,年龄与被拐时长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识别了拐出拐入的主体省(市)域及其路径组对,揭示了拐卖的"回流"与地理邻近效应;地区间各要素的"梯度"差异有利于"推—拉"作用产生拐卖迁移。同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防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