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看辛格对二战期间犹太大屠杀罪行的控诉

本文通过对《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的文本细读,阐释辛格对二战期间犹太大屠杀的控诉。

犹太大屠杀、种族屠杀与南京大屠杀的潜在比较研究思路

种族屠杀研究与犹太大屠杀研究是两个深度交织在一起的学科,犹太大屠杀研究深刻影响了种族屠杀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演进。近年来,新一代研究者开始以多样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种族屠杀问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与历史上的其他种族灭绝事件进行比较有多种可能的途径,未来的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来建立南京大屠杀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大规模暴力和种族灭绝事件的可比较要素。

美国犹太大屠杀受害者话语现象的嬗变与文学书写

美国语境下对二战犹太大屠杀的解读视角直接关乎犹太受害者的话语现象,进而影响美国犹太大屠杀文学书写。本文基于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构建理论和阿莱达·阿斯曼的受害者记忆理论,揭示出大屠杀受害者在两种历史叙事框架下分别展现出来的话语现象,解答了二战结束后美国犹太大屠杀文学的留白问题,同时结合马格利特关于记忆与伦理的论述,分析贝娄、辛格和奥兹克等美国犹太作家的文本,将犹太民族视为伦理共同体并对其做出文学梳理,旨在更好地把握美国犹太大屠杀文学中的民族精神与伦理情怀。

记忆与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的代际演进

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与记忆关系密切。伴随着“幸存者”“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的代际接替,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经历了由“亲历记忆”到“交互记忆”和“文化记忆”的认知转变,以及由“个人寻真”到“家庭经验”和“文化想象”的叙事演变,“大屠杀”也实现了从个体记忆向共同体话语的过渡。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不仅记录和表征了差异化的代际记忆,同时也参与了大屠杀记忆的再生产和文化记忆的建构,为大屠杀话语注入了深远的民族意义和普遍价值。

过犹不及:从大屠杀看政治现代性的阴暗面

经典作家往往将政治现代性视为一种政治进步意义上的属性,但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则暴露了政治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政治制度的过度秩序和效率取向造成了人的道德催眠和责任漂流;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唯美主义"取向则将人异化为"草木化"和"非人化"的存在,这些特征产生了过犹不及的影响,使得大屠杀成为现代性的产物。在反思政治现代性阴暗面的基础上,加强法治建设,定位人的"目的"意义以及保障公共领域的发展,是规避政治现代性阴暗面的有效路径。

波兰社会主义与其犹太背景--波兰学术寻访随感

波兰的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的缩影,其文化背景的复杂性、从兴起到衰亡的曲折过程,在欧洲社会主义历史中都具有典型性。笔者以随感的形式讲述了波兰社会主义史上的三个最重要的事件:一是团结工会的兴起;二是罗莎·卢森堡的波兰之根;三是波兰犹太人被屠杀和反抗的历史。这三个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启示我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用单一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分析是找不到答案的,需运用文化分析的方法去认识其中的规律。

“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研究:基于近十年法国电影的考察(2010~2021)

“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件巨大的历史性惨剧。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铁骑对犹太民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肃清行动,而法国则因为政府立场的不断转变及政府和民众之间观点的不合,造就了其在这段历史中的尴尬地位以及对于二战犹太大屠杀事件复杂、暧昧的民族记忆。本文拟通过对可考范围内的近十年法国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进行研究,分析其角色形象的构建、叙事视角的选择以及叙事风格的表现特点,研究了它们是如何以儿童作为媒介来讲述和回顾这段历史,如何建构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儿童眼中的真实世界,又是如何通过这些以儿童视角呈现的影像来表情达意,反映出法国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民族集体记忆。

大屠杀阴影笼罩下的流散犹太人之悲剧人格——从正统派视角探讨《记住我这件事》

在短篇小说《记住我这件事》中,索尔·贝娄巧借一名17岁犹太少年的荒诞经历,暗示、探讨了“流散”背景下的“大屠杀”主题,并对犹太人“流散”中的典型人格特质与犹太“大屠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作者在本作品中通过聚焦这位犹太少年的典型行事风格,生动展示、剖析了正统派的精神理念给犹太人个性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揭示了犹太人在遭遇欺凌和不公时的懦弱心态和被动反应。贝娄在这部小说中认为,犹太大屠杀的发生除了纳粹之残暴和灭绝人性外,犹太人自身也存在问题,他们逆来顺受的软弱个性实际上为大屠杀推波助澜。作为一名严肃的作家,贝娄旨在警醒犹太人,让他们认识到这种形成于大流散时代的悲剧性的民族性格,同时阐明自己的犹太派别立场。

犹太女性的大屠杀叙事书写——《大披巾》中的女性话语建构

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书写不仅面临着表征困境,还存在着性别话语失衡的问题,犹太男性往往处于大屠杀话语的中心,女性则居于边缘。对此,美国犹太女作家辛西娅·欧芝克的小说集《大披巾》一方面聚焦犹太母亲的大屠杀生存主题,另一方面融合"历史元小说"及"女性书写"的叙事艺术,在回应"大屠杀书写困境"及"男性中心叙事"的同时,建构并强化了犹太女性的性别及历史话语,表达了两性平等对话、共享历史的愿望。

辛格短篇小说《一次演讲》的创伤解读

《一次演讲》是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短篇名著,表征了辛格对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创伤的一贯关注,讲述了一个勇于承担苦难命运的犹太作家的故事。文中作家在目睹了犹太母女的悲惨境遇后经历了焦虑、绝望与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毅然肩负起民族责任,帮助犹太同胞面对犹太大屠杀的创伤和丧母之痛,犹太人只有勇敢面对,共同携手才能走出创伤。

历史的记载需要细节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大屠杀事件,曾使我30万同胞遇难。这是不争的千真万确的史实,然而我们有关死难同胞具体名字的记载却很不详实。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者大屠杀的犹太民族的记忆却是清晰具体的:借助“犹太大屠杀遇难姓名中央数据库”可以“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相关个人资料”。两个民族的记忆方式有所差异,是有多方原因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些已永远地消逝在民族的记忆中,当年的国民党政府该负主要责任,这也是他们腐败和无能的表现。另外,它恐怕还与我们传统中的某些劣性有关,比如缺乏人本思想、轻视个人的价值;史实记载,追求宏大,欠缺细节。历史的教训是值得当代档案工作者汲取的。

《夏洛克在行动》中“审判”的重要意义

《夏洛克在行动》(Operation Shylock,1993)是菲利普·罗斯(PhilipRoth)后期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罗斯模糊了现实和虚幻的界限,在小说中使用自己的名字,主人公遇到了另一个自己。在《夏洛克在行动》中,在法庭的审判一直是叙事背景,它将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涉及很多敏感话题,比如犹太大屠杀和巴以冲突,因此"审判"在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作为记忆的书写

犹太大屠杀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而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而由美国学者彼得·诺维克撰写的《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一书首次呈现了犹太大屠杀在美国记忆变迁的媒介图景。该专著的最大特色是作者以批判的视角来看待传播媒介对犹太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塑造并强调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本文从"记忆的黑暗"、"记忆的微光"、"记忆的强光"三个隐喻概念入手解读和分析犹太大屠杀在美国被书写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意义,在海外犹太大屠杀记忆研究于中国的传播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本文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

论英美或然历史小说中的犹太民族命运

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另样假设,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常见命题,也是或然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本文通过对英美或然历史小说中相关题材的代表作品进行梳理,总结出3种主要的或然历史表现模式,即假想的犹太复国或卫国战争、异于真实历史的反犹主义和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国度。文章分别对这3种模式的表现方式进行例示与解读,试图从中找到作品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政治文化内涵,以及作者本人的创作心理,旨在更好地把握英美或然历史文学和犹太族裔文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征。

从科学分类法看二十世纪犹太人的身份困境

本文通过科学分类法的角度来解读20世纪犹太人的命运。从启蒙主义开始,分类法就被引入来理解人的自身。本文通过分析纳粹对犹太人的分类策略和后果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以色列时本身存在的身份焦虑,来考察分类法在其中运作的模式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科学分类法与现代性的渴求互为表里,而这一合力成为了影响犹太人命运的力量之一。

谈“平庸的恶”与怀疑者

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一直是有争议的。它是阿伦特用来描述纳粹头目艾希曼的一个词。1961年,阿伦特担任《纽约客》特约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去报道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曾是纳粹政权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600万犹太人经他的手丧生。在看了整个审判过程后,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什么杀人恶魔,他只是一颗纳粹政权里的螺丝钉,因为足够平庸、不会思考,而成为出色的螺丝钉,严格执行组织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