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风”到“市风”:魏晋与明清士人“狂放”风貌比较

在中国文化史和美学史上,魏晋与明清的士人都有种“狂放”的风格。这两个时期士人的“狂”都是群体性的,并不属于单一的个体行为。但两个时期士人的“狂放”又各具风貌。魏晋士人的“狂”体现的是“士风”,展示的是一种士人的风采,具有审美的特征。明清士人的“狂”则呈现两重性:一方面,继续延续着古代士人的风貌;另一方面,又带有鲜明的世俗色彩,呈现与商品社会相适应的市俗风貌。魏晋和明清士人的“狂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变革,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心路历程。

从《将进酒》看唐代诗人李白纵酒狂放的深层社会原因

结合李白的生平遭遇与时代背景,分析了诗人在《将进酒》中纵酒狂放的酒徒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悲愤与孤傲。指出盛唐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者的昏庸、官场的腐败与诗人追求美好政治理想的矛盾,才是李白纵酒狂放的深层社会原因。

李白狂放气象成因探讨

李白浪漫主义诗人的魅力就是盛唐气象的魅力,他诗歌中透露出的狂放气象是盛唐气象中最绚丽的部分,但到目前为止,关于其狂放气象形成原因的探讨还比较零散。李白胡化血统的家世,批判性的崇儒意识,唯侠是命的气魄,从道归隐的遐思以及强烈的自我认同感,是促使其狂放气象形成的重要原因。

狂放与忧患——论李白的个性意识与悲剧心理

自负、狂放是李白个性意识的主体，功成身退是李白理想的最基本的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是与个性意识相一致的，它们充分体现了李白对功名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我的陶醉。但是，这种生存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而产生的自我失落的迷惘感、知音难遇的孤独感、仕途多舛的激愤感及生命短暂的忧患感，共同构成了李白强烈的悲剧心理。

婉约与狂放——肖邦与贝多芬钢琴艺术气质的悲情二元论

肖邦和贝多芬的钢琴艺术气质都呈现出鲜明的悲情因素,肖邦钢琴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婉约的,其悲情分为悲愤、悲吟、悲恸三个层次;贝多芬钢琴作品的叙述方式是狂放的,其悲情分为悲壮和悲怆两个层次。由于心象与物象的巨大反差,导致二人的钢琴作品呈现出一种"心"与"物"相背离的悲情二元论,但这是超越了个体的悲情叙述,已经成为时代的悲情符号。

“謇傲”与“狂放”——论杜审言对杜甫性格的影响

杜审言不仅在诗歌方面对杜甫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性格上其"謇傲"的个性对杜甫"狂放"性格的形成同样影响很大,具体表现在祖孙二人自信的情怀、真率的言行、勇敢的精神等三个方面。

唐寅自比李白的狂放心态探微

唐寅在诗歌中常以李白自比,其狂放心态与他天性中本就有狂的一面有关,又与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吴地商业经济发展以及吴中任诞之风的盛行分不开。

从行草狂放到碑学复古——晚明到清末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化激荡,书法艺术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与文化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深层契合。探索一定历史书风变迁,有助于深刻解读书家身世、时代思潮、社会政治等方面变化。

静穆与狂放——解读西方两大文化基因

本文揭示了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本质特征,从横向与纵向的不同视角对两者作了对比分析,并指出两者始终是引领西方文化的源泉与动力,特别是酒神精神的历史角色,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无关系。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都面临着文化危机。对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探讨不仅可以了解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背景,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也具有参考意义。这种参照会让人们以清醒的头脑,看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不可或缺,走出文化的迷失与困惑。

狂放之性与闲适之趣

袁枚抒发狂放之性的诗主要为两类:一类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其自由狂放、惟我所适的个性,毫不温柔敦厚、含蓄蕴藉。一类是借吟咏景物表现,以描写自然山水来映衬自我形象,烘托其独特的气质个性,高扬其主体意识。袁枚表现闲适之趣的诗,是反映归隐后平和恬静、任随自然、与世无争的心境,从中所享受到的超然物外的情趣、悠然自得之乐趣。

对徐渭书法艺术之狂放的思考

徐渭以狂放著称,生来豪荡不羁。他一生奔波于悲惨颠沛之中,艺术上执着于灵魂的不羁,而这正是与其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书法之狂放并非任意放纵之狂,而是坚守自己的个性,抒发自我性灵,不被世俗的行为规范所约束,被袁宏道称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但自古至今狂放的书法艺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和理解的,以致于世人对其褒贬不一。

"动的泛神观"与"狂放"的文体——郭沫若《女神》新论

本文认为,郭沫若的《女神》尽管因为强烈地体现了五四时代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而被后人所称道,但是,在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实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认识等方面,郭沫若的思想中却明显的存在一些误区与不足。在某种意义上,《女神》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作者准确地表现了五四时代精神,不如说是由于作者恰到好处地把握到自我的郁结与时代、民族的郁结相结合的最佳契机。在这里,认识上的局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艺术上的成功。

论辛弃疾词的狂放精神

在众多词家中,辛弃疾之词处处凸现着一种不肯屈服于现实环境的狂放精神。具体可以表现为愤世嫉俗、傲立于世、嘲讽时世三个方面。从本质上来看,这种狂放精神就是一种进取精神,它的核心是对于不合理的传统以及现状的抗争与批判。

狂放与自律——评徐渭花鸟画的章法

徐渭坎坷的人生经历,近乎疯狂的生活状态,一度使人认为他的绘画同样疯狂,但他的疯狂实为对艺术的极度热情,表现在画面上却又是清雅的书卷气。通过对徐渭代表性作品的分析,探究其狂放中所深藏的自律,有利于今人获悉花鸟画的章法,领悟大写意水墨画精髓的独特魅力。

信仰与功利之间:中晚唐文人的狂放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蔽。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放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超脱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心态,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肆意君子多狂放——谈《诗话总龟》中“狂放”的审美范畴

北宋阮阅的《诗话总龟》开中国古代诗话以事为纲之先河,其中"狂放门"的出现,标志着"狂"在文学理论中获得相对明显的独立地位,正式成为美学理论中的一个范畴。阮阅并没有在自己的诗话中对北宋以前"狂放"诗人做点评和阐述,但其将"狂放"列为一门,并选北宋以前12家诗人之诗之事,是暗含其深刻的美学倾向的。以阮阅的《诗话总龟》为文本依托,探究"狂放"的美学内涵,并加以分类阐述,最后分析了《诗话总龟》中"狂放"和后世"狂放"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即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魏晋与盛唐时期士人的狂放个性比较

魏晋时期与盛唐时期的士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魏晋士人以酒为名,爱好清谈,淡薄功名,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佯狂"。这种狂放不羁个性的背后其实是基于一个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社会背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抗争方式和逃避方式;而盛唐士人的狂放是魏晋士人狂放个性的升华,由于盛唐繁盛的时代背景,使之有着一种极具自信的心态,于是他们摒弃了魏晋士人身上的消极成分,好谈王霸大略、汲汲功名,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同时也继承了魏晋士人超脱高雅、蔑视权贵的孤傲气质。

唐寅狂放人格及其文学创作论析

唐寅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其狂放人格的形成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后天因素。他的文学创作重情尚真,大胆表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不拘一格,不避俚俗,这与他狂放的人格是有一定联系的。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试论李白狂放的艺术个性

唐代诗人李白以其狂放不羁的诗歌、言论和行为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狂人"。笔者以诗为史、以史为据,通过赏鉴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和特立独行的作为,深刻地剖析了诗人的"狂"与其仕途的坎坷、不朽的诗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再现了一代诗仙的横溢才华,以及蔑视权贵,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博大胸怀。

试论李白《将进酒》一诗的狂放美

李白的《将进酒》一诗具有突出的狂放美特征 ,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磅礴遒劲的气势美 ,炽烈昂扬的激情美 ,和为了强化气势美、激情美而运用的奇谲的想象美、大胆的夸张美 ,从而达到了一种亦仙亦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