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无去无来亦无住--石恪、梁楷作品中的狂禅之意

石恪和梁楷分别是五代末和南宋时期的两位泼墨减笔画大师,二者开创了我国泼墨减笔画的先河。从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来看,如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和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他们的作品在绘画风格上无拘无束,不与前人作画一样循规蹈矩,都在试图打破所固有的绘画风格,真正的用绘画展现自己,加上他们二者所画题材和个人经历,都无外乎体现着禅宗中“破”的思想,在作品上彰显着自己的狂禅之意。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

狂禅之于汤显祖的“有情世界”

明代佛教在经历了社会的板荡和派别的交互碰撞后,各宗呈互融之势。与此同时,在士大夫阶层中居士佛教盛行起来,李贽、袁氏兄弟、屠隆、汤显祖等都在研习禅道佛理,并在艺术创作中也多所表现。如果说明末遗民的"逃禅"之风是因明清递代的政治缘故,那么此前出现的"狂禅"风潮,则是士大夫力图解决当时诸多问题而对于佛禅的一种借助,抑或是精神困扰的一种排遣。在有明一代文学的田园中,汤显祖是一方生机勃发的芳草地,几度得到佛禅的浸溉滋润。

儒家的突围与失落:阳明心学之发生及其狂禅化问题探究——以制度与文化为视角

帝制时代,加强皇权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明初,宰相制度废除,皇权空前加强,由此导致制度变迁的停滞与僵化。专制制度造成文化内卷,儒家文化的革命精神遭到了扼杀,彻底沦为专制统治的工具。阳明心学及其狂禅化进路是一场儒家文化的自我革命,是儒家革命真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专制制度不能容忍的,后来其向民间社会发展,希望依靠所谓的民间社会资源与专制制度支持的程朱理学争夺文化权力,这在专制时代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自身而言,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文化革命过于空谈心性,并没有处理好儒家义利之辩等问题,且矫枉过正,最终流于泛道德主义的空谈。

纵横任我 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集狂禅与事功于一身的万表

王阳明门下有两位奇特的弟子:一位是盐民出身的王艮;一位是号称“儒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存目·玩鹿亭稿八卷》)的万表。前者众所周知,后者却不为人所晓。从思想的影响来说,后者不如前者;但从王学的事功方面来说,后者在王门弟子中却是绝无仅有的。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居士,晚号九沙山人。浙江宁波人。世袭宁波卫指挥金事。正德十五年,武举会试中试,历官浙江掌印都指挥、南京大校场坐营、漕运参将、南京锦衣卫佥事、广西副总兵、在军都督漕运总兵、南京中军都督府佥书、都督同知及浙直海防总兵等职。他长期来督运漕粮,晚年与倭寇大战于浙江赭山、江苏苏州娄门杨泾桥,身受重伤,越年病卒。万表并不是王阳明入室弟子,然与王门的两位“教授师”钱德洪、王畿,以及罗洪先、唐顺之等友善,与王艮、黄宗明、邹守益、欧阳德、赵贞吉等有交往。其哲学思想多得之于王畿,又精于二氏之学。他曾与罗洪先论学,罗氏感到“忻忻若出樊笼见大世界,若入巨海见龙宫藏。”(焦竑《澹园集·荣禄大夫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公表墓志铭》)

从超脱到内醒:唐中后期文人的狂禅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薮。文章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禅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当这种超脱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则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视角,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晚明狂禅思潮的三教论

狂禅思潮中的三教论,继承了晚明以前三教融合的成果,经历了王阳明将佛禅的心性论说成是儒学的固有之学、王龙溪与颜钧等人的三教是心性的名称之异、焦竑与李贽等人提出以心性统摄三教三个阶段,是此前三教融合的延续与发展。

晚明狂禅思潮中特立行为方式的思想史意义

晚明的狂禅思潮,除了思想学术方面与众不同之外,在行为方式方面也展示出了独特性,与他们的思想学说相辉映。这种特立行为方式的背后,昭示了当时思想史背景下的思想史意义,狂禅派人物将禅宗的反抗传统的精神引入他们的学说之中,摆脱程朱理学僵化教条的束缚和限制,反对假道学,追求个人内心的良知和体悟,不以前人的是非为是非。

论晚明狂禅思潮中的禅儒互释

晚明李贽、管志道、罗汝芳等人被程朱学者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篡者称为“狂禅”,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思想与学说中的禅儒互释。狂禅派人物认为佛禅和儒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佛禅和儒学可以相互阐释,这样就能更容易明了佛禅和儒学的本旨。认识到狂禅思潮中的这种禅儒互释,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狂禅派人物看似矛盾的内心世界,以及狂禅思潮为思想界和文学界带来了的活力有重要的意义。

晚明狂禅思潮的治世思想和文学

历来被认为是败坏人心、社会风俗的晚明狂禅派,其思想也是一种经世思想,希望人人都能有一个仁义的心体,用这种仁义的心体治国治世,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挽救社会风气的堕落。这种经世思想也被他们用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欲",并不是无节制的情欲,而是在仁义的心体的前提下的情欲。

晚明“狂禅”运动与公安派的兴衰

公安派因李贽而习禅,伴随着"狂禅"运动的兴起,在京师谈禅论学,达到鼎盛。然学术及政治的嫁接导致了公安派在文坛上只能是昙花一现。政治上对立的党争双方在反"狂禅"这个学术问题上达成默契,联合剿杀了这场运动,李贽身死,公安派成员逃避政治迫害,离散逃亡,归于沉寂。袁宏道在反思之后,风格为之一变。

王门后学“狂禅”派之启蒙思想散论

从天道观、伦理观、政道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狂禅”派的启蒙思想 ,认为“狂禅”派的启蒙思想在这三个方面具有一致性 ,那就是只有人 ,只有现实的。

论钱谦益对东林学与狂禅的学术观照

万历以后,虽然王学取得了与程朱学分庭抗礼的合法地位,但却日显空疏之弊。东林学派乘间而起,反对俗学,力图纠弊,使学术归于程朱正统。拥有东林党魁和文坛领袖双重身份的钱谦益学术上兼宗东林学派顾宪成和狂禅派管志道,既在反俗学的立场上与东林学派保持一致,又在对狂禅的认识上突破东林学派的局限,显示了开放的学术态度。

晚明“狂禅”考

晚明"狂禅"的发起者以所谓"狂狷"的姿态推行儒学平民化思想,是当时启蒙思潮的先驱,其长期所遭受的不公正的苛责,是学术的迷途。今之学者应站在客观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其应有重新的审视。

《牡丹亭》和明代狂禅风潮

《牡丹亭》问世以来,以其辉煌的艺术成就赢得了一世垂青,“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对此,有人归诸作者的才气,有人祖述作者不同寻常的经历,有人盛赞作者磊落刚直的性格,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当代学者则从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角度入手,多侧面全方位地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艺术造诣以及作者创作该剧的哲学依循、各种思潮、流派的影响等,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不少论者虽也看到佛禅对于汤氏其他剧作的影响,但佛禅对《牡丹亭》的浸润,尤其是明中叶掀起的那场“狂禅”风潮,对于这部名作的根本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尽管明代论者亦或偶有提示,如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卷首所言“若其所谓因缘生死之故,则从乎浮屠也”。后世以至当今学者多未就此深入开掘立论。虽也有人看到那。不可忽视的影响”,后来又发现“禅宗思想家的影响不一定只限消极方面”(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惜也仍未从详细论。笔者试图从汤显袒的代表作《牡丹亭》入手,考察佛禅、狂禅风潮对于作者艺术态度。

从“童心”到“性灵”——兼论晚明文坛“狂禅”之风的蜕变

万历29年(1601)二月,风烛残年的明末著名“异端”学者李贽(1527—1602)流落到北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住在友人马经纶处。“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相公。四明恨甚,纵迹无所得。”“四明相公”即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学士沈一贯。后有礼部给事中张向达上疏参劾,被逮系狱,因不堪困辱自杀,这是次年三月的事。张向达所上章疏,当然是极尽丑诋之能事,其中说: ……李贽北岁为官,晚年削发, 近又刻《藏书》、《焚书》。

狂禅OR宗师——传奇高僧破山禅师

深山藏古寺，自古以来无论僧侣，还是道家，都喜欢把修行场所选在山高林茂的地方。而川渝一带多名山大川，风景秀丽，是出家人修身养性，坐禅参悟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