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骥对现代公法理论的重构——从主权到公共服务

狄骥提出了现代公法的重要命题,认为现代国家职能已经发生或者应当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主权的统治到为公众服务。狄骥细致地分析这一变迁的理论前提和表现,探讨这一理念的变化对公法体系,尤其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的深远影响;但由于狄骥仍立足于现代性浪潮中,对其理论重构过程也只是批判性地继受的过程。

"社会契约"到"社会连带"——思想史中的卢梭和狄骥

颂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狄骥却鼓吹墨索里尼治下的"工团主义"。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但在这一事实的背后却隐藏着西方思想史的变迁,展示着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本文试图通过对他们思想关系的展开对这一变迁过程作出透视,在透视的过程中去理解西方现代性的危机。

论公法变迁的狄骥范式

公法变迁的狄骥范式可以整理为:专门研究公法变迁的原因在于范式转换的意义辨析,研究基础在于方法上的功能主义,法律体系制度背景是公私法的协同演进,社会背景是公法问题与社会学方法的关联,公法的核心观念从国家主权变迁为公共服务,公法体系要素的变迁影响了现代公法理论的结构与内容,公法变迁的公法理论脉络呈现为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和影响。

客观法是什么?——读狄骥《客观法》

基于社会连带因素,狄骥指出客观法是完全基于社会事实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在客观法的视野中,只有实然而无应然,法律注定只能是实在而客观的;相应地,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也从主观权利置换成客观事实(社会连带),从而获致更为坚固的实证性。与此同时,法律被认为并非抽象的国家所制定,也不是从法律体系内部获得自我证成,而是实实在在来自人们日常生活,法律的强制力源自于社会感和正义感所具有的社会压力。总体上说,将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客观的社会连带之上构成了客观法的核心主张。

“法律限制国家如何可能”:莱昂·狄骥法学思想的理论脉络与方法变迁

在我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下,莱昂·狄骥一直被视为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法学、创设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公法学体系中,狄骥打破了卢梭以降的"人民主权"学说,在国家和个人中间构造了缓和价值冲突的"社会",平衡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狄骥从社会连带事实中发现"客观法",并在法社会学方法变迁中重新定义"国家":从"有机主义的神经中枢"走向"社会连带的具体事物"。狄骥将"客观法"确立为国家行为正当化之外部基准,并以三个具体制度为着力点延伸其国家理论的实践关照:加强立法合宪性审查、扩大公众参与以及改革议会组织。重返狄骥国家学说对我国当下国家治理去中心化、公法诉讼的功能设定以及在法律体系中如何安放事实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均有启发。

土地改革的法理初探——基于财产权的社会功能学说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财产权社会义务思想最早产生于1919年魏玛宪法。本文认为,该思想最早出现于1886年哥伦比亚宪法,后出现于1917年墨西哥宪法,之后风靡于拉丁美洲多个国家。学界对社会义务思想的误读,既根源于对法国社会功能学说,尤其是对狄骥思想的缺乏认识,也根源于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土地改革,尤其对墨西哥土地改革的缺乏了解。对上述学术理论和知识上的缺失,导致了有的学者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这一立法原则,与征收这一财产权的限制方式混为一谈,从而误读了由于财产负有社会功能,意味着产生了财产的社会义务,又由于财产的社会义务,导致了财产征收的正当性法理。

狄骥的社会联带主义反动国家观

(一)社会联带主义(也称社会协作主义或社会职能说)是现代资产阶级法学中最反动的派别之一,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创始人是法国的莱翁·狄骥。他教授行政法学、宪法学等将近四十年,是一个忠实为垄断资本集团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国家、客观法和现实法》、《社会权利、个人权利和国家的变迁》。

实证法学导言

一、法学上之实证法 夫研究法学,必须有一个科学方法;吾人所采用者为狄骥（Léon Duguit）之实证方法,乃以孔德之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基础而改进之者。依孔德之所说,事物之本质乃不可知,吾人之一切认识皆限于现象,而应以研究自然科学之方法研究之。孔德谓人类之认识乃经过三个阶段：其一为神学的阶段（l’étatthélogique）,此时,人类以为宇宙现象为人类意志以外之意志所统治;最初以为事物皆有生命、有意志,且拟之为神,其后以为宇宙现象为多神或一神所统治。

公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整合

法国学者狄骥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变迁也就是法律的变迁。'[1]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战,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法律制度的变迁。尤其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与法治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然而,深化改革与法治建设虽同步进行却又难免发生冲突,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出现了'改革的法治陷阱'[2]。所以,处理好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也就成为做好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问题。

本刊体例

[1][法]莱昂·狄骥著,郑戈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高传胜.打造“政务淘宝”,降低行政性交易成本[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3]中国统计学会.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完成[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05-19.[4]Romer 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90,98(5):71-102.

本刊体例

[1][法]莱昂.狄骥著,郑戈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高传胜.打造“政务淘宝”,降低行政性交易成本[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3]中国统计学会.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完成[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05-19.[4]Romer 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90,98(5):71-102.[5]Tapscott D.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M].New York:McGraw-Hill,1996.

本刊体例

[1][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M].郑戈,译.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高传胜.打造“政务淘宝”,降低行政性交易成本[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3]中国统计学会.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完成[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05-19.

本刊体例

[1][法]莱昂.狄骥著,郑戈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高传胜.打造“政务淘宝”,降低行政性交易成本[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3]中国统计学会.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完成[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05-19.[4]Romer 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90,98(5).[5]Tapscott D.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M].New York:McGraw-Hill,1996.

“主观权利”概念的重构

“主观权利”概念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主观意识意义上的,另一个则是技术性的。前者使主观权利被界定为自由、意思力等较具心理学意味的事物,而后者则体现为主观权利被主要用来整理私法规则、构建私法体系。主观权利在狄骥、凯尔森等实证主义学者的批判下曾趋于式微,也因学者们意识到该概念本身的局限性而催生了“无主体权利”这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但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话语和法律人的一种思维定式,而只能抱残守缺。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并不重叠,主观权利话语并不能完全覆盖客观法,仍留出了一片开阔地,而这片开阔地应由客观法话语来填补。

哥伊赫巴尔格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兼评北法南渐98周年祭

哥伊赫巴尔格是一个世纪前诞生的第一部《苏俄民法典》和其他重要早期苏联立法的主要起草人,他深受当时欧洲的社会法、经济法思潮影响,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包含436个条文的民法典,不得不从1833年和1905年的《俄罗斯帝国民法典草案》中摘取大部分条文。这部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批经济法型的民法典之一,家庭法被安排在先期制定的另外的法典中。这部民法典满足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在苏俄断断续续被适用到被1964年《苏俄民法典》取代。它被直接适用于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被另一些加盟共和国作为自己的民法典的蓝本。它的排除家庭法的结构、简短的风格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之前制定的民法典。1924年,这部民法典传入我国,引发数个译本以及不少的研究论文。1949年后到中苏关系破裂前,它是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范本。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我国转而学习西方国家的民法,逐渐摆脱苏联民法模式的影响,典型表现是在民法典中迎归家庭法,并设立人格权编,由此完成民法的去财产法化运动。尽管如此,1922年《苏俄民法典》带给共产党人民法的观念,由此使我国领导人摆脱通俗易懂的经济法的诱惑,为民法的复兴保留了空间。但1922年《苏俄民法典》由起草者的思想背景和采用的材料决定,包含的社会主义成分显然不及传统民法的成分多,这是它被1964年《苏俄民法典》取代的原因。

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基于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

实定法所确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尚有缺陷,不能适应各地方因地制宜的治理需求。已有学理研究成果过于"重技术"而"轻理论",缺乏深层次的价值指引,难以回应以上现实困境。公共服务理论为解决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在公共服务理论下,国家长久执政的正当性前提在于向人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国家行使立法权的目的在于组织公共服务,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同样应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中央立法的定位系制定为提供公共服务所设置国家机构、组织、制度等内容的框架性法律和部分直接规范公共服务的组织、运行的细则性法律,地方立法则系制定细则性法律。央地之间细则性立法事项的权限划分应当以"便利服务"为标准。

社会法学派述评

社会法学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学中产生较早、实力最为雄厚的一股法学流派,在美国甚至成为公认的官方法学。一般认为,社会法学派的理论导源于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狄骥(1859—1928)和美国的庞德(1878—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