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剑”的辩证法与意识形态学意涵初探

“刻舟求剑”是《吕氏春秋·察今》为论述变法必要性所举的事例,其导向的推论是“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但其中变法与守法的对立背后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调和,这一点在原文的论述中隐而不现、却又左右着其真正的实践立场。并且,文中对大他者中介的无意识隐瞒具有其意识形态色彩,最终表现为狗智化的、对于崇高客体的绝望追逐。在这个意义上,“刻舟求剑”不仅是守旧法者的天真,也是顺时变法者的悲剧,是封建统治秩序之下贵族政治家永远不彻底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