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的新方向——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述评

塔洛克的《独裁政治》、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等专著开始尝试提供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 ,使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民主政治 ,而且也包括独裁政治 ,也就是包括全部政治行为 ,从而大大拓宽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围。然而 ,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对于独裁者实施统治的巨大作用 ,因而其理论难以适用于古代东方的独裁政治。具有漫长的封建独裁历史的中国应该有较多的学者为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做出贡献。

不确定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冲突——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所有政治人都面临着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程度受因果知识和信息的拥有量的影响。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是国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有助于统治者增加和维持国民的不确定性,而实施思想独裁有助于保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从而巩固不确定性。如果国际上的民主政治能够降低国民的不确定性,那么统治者或者觊觎政权的竞争者将培植攻击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民主国家也知道这一点,它将努力消灭独裁政治制度。因此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试论战后民族主义与独裁政治间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与独裁政治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突出的政治现象。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战后第三世界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很少论及。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容易导致独裁势力上台;独裁势力往往借助于民族主义来夺取政权并维持其统治;民族主义对独裁政治的促进和独裁政治对民族主义的利用是两者关系的主流。本文从整体上对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原因作了论述。

1927-1937年中国民营报业发展的政治环境

1927年至1937年中国民营报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期。本文通过重新梳理和审视这一时期民营报业的政治环境,试图从历史情境中还原当时民营报业与政治的多维关系,从而把握和洞悉中国民营报业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

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下）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雅典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

雅典民主政治是典型的国家民主制度,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它在古代希腊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为什么会存在于两千多年前希腊的雅典?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学者多着眼于对雅典经济基础的分析,视发达的小私有商品经济是雅典民主政治存在的决定因素,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对其存在的另一决定性因素—文化基础,却常常有所忽略.雅典民主政冶伊始,就有充满理性的希腊文化相伴随.

从20年代《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看中国知识界对法西斯主义的评析

20年代出现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在其勃兴之初便飘然传入了东亚的中华大地。对于这一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得风气之先的中国新闻出版界和知识界极为关注。本文拟就以当时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综合性半月刊《东方杂志》和时事性周刊《国闻周报》为对象作一个案研究。希冀通过对这两份杂志所载有关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著述的具体分析,得窥20年代中国新闻出版界和知识界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初反应及其评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的初步设想

道德、伦理问题,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有目共睹。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讲道德,不论伦理的。道德、伦理是人类社会化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一个人不思道德,不讲论理,他在社会上将无立足之地,他就不会有真正充实、愉快和幸福的生活。换言之,一个人没有道德,不懂做人的道理,他就失去了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一个社会如果不讲道德、不倡伦理,那么势必导致力量就是真理,强权就是道德。一个国家如果不讲道德、不行伦理,那么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将陷于精神崩溃的局面,或导致独裁政治,最后覆灭了事。诚如中国革命的伟大失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无道德不成国家,无道德不成世界”。

朴正熙与韩国

朴正熙一生忘情于国家和民族的富强 ,上台后为韩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忽视民主、人权和社会福利问题 ,最终招致人民的怨恨并酿成他个人惨死的悲剧。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是英国作家JK罗琳的代表作,是充满魔幻色彩的长篇小说。该系列小说自出版以来就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喜爱和追捧。尽管被很多人定义为儿童文学作品,然而这一魔幻系列小说显然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从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开始,小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部轻松的儿童小说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不难找到英国文学中广泛存在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如:对现代社会自私、冷漠、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的批判,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独裁政治的批判。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分析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表现出来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希望能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该系列小说,并提高对该系列小说的研究和欣赏水平。

近卫文麿思想初探

近卫文麿作为日本法西斯独裁政治的主要推行者,是一个典型的天皇主义者和法西斯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本文通过对其思想的考察,全面解读蕴含着的以＂国际和平观＂为核心的强权政治诉求与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以益于准确把握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其对日本的内外政策做出的历史性抉择。

李济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远在广西的李济深获悉后,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5日,他通电全国,指出:“惟际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16日,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发表通电,申明西安事变要用“政治解决”。18日,李济深再次通电,反对讨伐张、杨,要求当局“顾念大局”。为了避免内战。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保护蒋总裁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他又分别致函宋庆龄、何香凝,希望她们必要时到西安一行,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还给张群、吴稚晖写信,陈述保蒋安全以免内战的利害。张群读了李济深的信后,说:“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中,都演了主角。但从今天这个态度看来,他对委员长还是关心的,以抵御外侮为重,这是值得重视的”。

论冯玉祥的抗战诗歌

冯玉祥(1882——1948)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出身贫寒,十二岁入清营当兵,逐级升迁,历任旧军队各种要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独裁统治。一九三六年,以蒋介石答应抗日为条件,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三七年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即被撤职。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他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保护和营救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抗日胜利后,继续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

奸佞的绝招

奸佞是独裁政治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悠悠两千余载,虽有一帮在争夺皇位的血腥厮杀中获胜的英明伟大之徒将朝代改来改去,但“皇帝老爹说了算”的独裁政治却是谁也舍不得改.独裁政治不改,奸佞也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

艰难的求学路

1938年3月我被战时儿童保育会从开封战区抢救到汉口，又迁移到重庆歌乐山第一保育院。1939年7月经选拔进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育才学校开始东迁上海，国民党实行独裁政治，迫害民主人士，陶行知校长全身心投入争取民主的斗争和育才学校的生存到处奔波，演讲、写诗，遭到迫害，又过度劳累，不幸盛年逝世。社会民主进步人士及育才学校师生莫不悲痛万分。从此育才学校的经济更加陷入困境，因育才学校经济全靠陶校长募捐维持。负责重庆育才学校工作的方与严老师（因他年纪大，同学们均称呼他方夫子）为了减轻学校负担，便将稍大一点的学生介绍到各个抗敌演剧队工作，（演剧队是由国民党三厅郭沫若负责）。我和郭嗣俭还有李乃忱大哥（老师），推荐到泸州的抗敌演剧六队。

台湾乱象蕴藏着危险

台湾岛内当前政局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乱”。台湾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有利于台海和平；台湾“乱”，则不利于台海和平，并且孕育着爆发战争的危险。

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30年代前半期,是中华民族即将进入到关系民族生死存亡大搏斗的前夜。在这艰危的环境中,如何摆脱危机,为中国寻求一条政治出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想群体的人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答案。30年代上半叶所发生的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政治小说的视角——兼论厄普代克“兔子”系列作品政治小说的倾向

政治涵盖的面极广,政治小说怎样写政治,不同的小说家自然各不相同。本世纪被人们公认的政治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乔治·奥威尔和格兰姆·格林在他们的小说里所采用的不同视角就各有独到之处,使他们的小说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与风格,即:康拉德从道德看政治,奥威尔从人道看政治,格林从宗教看政治。 本文要讨论的另一位作家是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系列作品(《兔子跑吧》、

《浪潮》:世界离独裁为什么只有五天?

一 学者熊培云看完德国电影《浪潮》,以《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为题,写了一篇影评。在《浪潮》海量影评中,那篇文章并不算特拔尖,但这个标题却被广泛引用。《浪潮》改编于一个真实事件。1967年,美国加州某高中的一位年轻老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更深刻领会独裁政治的含义,他在课堂上搞了一个独裁主义运动试验。

法律的移植与排异——民国制宪之反思

中国本无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经西学东渐而传人本土。清末法制改革至今已历一百余年，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均在我国生根发芽，很多部门法已经在中国获得勃勃生机，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规范。然而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中国却命途多舛，屡受挫折，宪法的移植在中国遭到了强大的抵制，出现了与中国这个受体的排异反应。为什么诸多部门法可以在中国安家落户，而宪法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回顾民国制宪史，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在中国遇到了强人政治、暴力政治和独裁政治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