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圣令》看唐宋时期的司法文明——以《狱官令》为例

唐宋时期的司法文明乃是中华法系文明的缩影,亦是司法制度成熟的标志。作为学界研究的新材料,天圣《狱官令》涉及的审判制度、刑罚执行、监狱管理等一系列司法史料,对研究唐宋时期的司法文明具有重要价值。作为古代司法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佐证,《狱官令》既是高度发达司法秩序的反映,也是古代社会司法人道主义高度关怀的体现。

“辦定”、“辨定”与“辩定”——《天圣令·狱官令》复原札记一则

《天圣令·狱官令》中多次出现"辦定""辨证"的用词以及与之相关的"辦"。为便于讨论,兹先将相关的令文列举如下:宋29条:诸告言人罪,非谋叛以上者,受理之官皆先面审,示以虚得反坐之罪,具列于状,判讫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谓杀人、贼盗、逃亡,若强奸及有急速之类。不解书者,典为书之。若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辦定放之。即邻伍告者,有死罪,留告人散禁;流以下,责保参对。宋35条:诸问囚,皆判官亲问,辞定,令自书辦。若不解书者,

《天圣令》与宋初流刑、配隶刑再探讨——以对《天圣令·狱官令》几条令文的解读为中心

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传统法律体系和刑罚制度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之一即是以流刑为代表的迁徙刑。从唐中后期到宋初,流刑的执行方式与唐初流刑确立时存在很大不同,特别是在宋代折杖法推行后,原有的流刑已失去强制迁徙的性质,配隶、编管等刑罚逐渐成为实质流刑的代表。但新旧制度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混合与交融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刑罚执行的鲜明特征。《天圣令·狱官令》中沿用的唐令框架及配流、流配等词语,为考察宋初流配制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宋制背景下,宋10、宋15等令文已不再是唐令原意,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修改,以适用于新的司法实践。与此同时,新制的推行对配流、流配等传统法律词汇的运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天圣令·狱官令》译注稿

“狱官”作为令篇之名始见于西晋《泰始令》,列为第14篇;在《唐六典》所载《开元令》篇目中,“狱官”列为第24篇;《天圣令》残卷所存《狱官令》被标为第27卷,存有宋令59条、唐令12条。本稿以《天圣令·狱官令》为译注对象,注释字词、阐释制度、明晰流变、翻译文句,是继《〈天圣令·赋役令〉译注稿》《〈天圣令·仓库令〉译注稿》《〈天圣令·厩牧令〉译注稿》《〈天圣令·关市令〉译注稿》《〈天圣令·捕亡令〉译注稿》《〈天圣令·医疾令〉译注稿》《〈天圣令·假宁令〉译注稿》《〈天圣令·田令〉译注稿》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读书班所推出的第九种集体研读成果。

敦煌本《十王圖》所見刑具刑罰考——以唐宋《獄官令》爲基礎史料

敦煌文書中《佛説十王經》、《閻羅王授記經》等題名的佛經文獻記述了人死後亡靈經歷地獄中十王審判的經過。此類佛經中的一部分還附有描繪地獄審判的圖像,即《十王圖》。敦煌本《十王圖》是研究唐宋之交刑具、刑罰制度的重要圖像史料。與此相應,唐宋的《獄官令》是有關司法審判、以及刑獄制度的法令,其中有多條令文涉及刑具的樣式、以及行刑方式。本文將詳細分析唐宋《獄官令》中有關刑具、刑罰制度的令文,並據此考證敦煌本《十王圖》中的若干司法審判場面。通過文獻與圖像史料的對比研究,筆者希望揭示唐宋間刑具、刑罰制度的變遷過程。

《天圣·狱官令》与唐宋司法理念之变——以官员、奴婢的司法待遇为视点

中国传统法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落实在司法领域则为"平",包含"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以及"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唐宋时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时期,法文化既有连续也有变化。通过对新发现的史料《天圣·狱官令》中涉及官员、奴婢司法待遇令条的分析,可知唐宋时期司法理念仍是以"平"为最高价值追求。但由于社会结构、统治策略等因素的变化,两朝"平"的内涵具有不一致性:在时间维度上,"等者同等"的意蕴已不同,即宋代官员、奴婢的司法待遇不同于唐代;在空间维度上,"不等者不等"的意蕴也产生了变化,即宋代各阶层之间"不等"的差距与唐代相比已经缩小。这说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蕴含的正义观是动态合理的。

唐代律令中“格”字的意义——以《狱官令》第22条的分析为中心

前言一般在说明唐代法律制度之际,会用到“律令格式”这一词汇。律、令、格、式由唐承袭隋主要法典形式而成。各法典的基本性质如下:律是刑事法;令是广义上的行政法;格是具有修订律、令、式与先行格之机能的法;式是律、令、格的实施细则。从对唐代律、令、格、式的研究状况来看,大多数的研究关于主要法典律、令,而以格、式为对象的研究则十分稀少,其原因可能与史料的残存状况有关。

唐代赐死制度之演进与适用

唐代在尊奉古礼、优崇衣冠原则指引之下,对赐死制度进行了完善,其执行程序由宣敕、监决和行刑等组成,在施刑、待遇、葬事等方面显现出与普通死刑的重大差异。赐死始终与唐代宫闱政治直接关联,于律令规定之行刑时限、死刑覆奏、左降流贬等制度多有变通,并对五代、两宋法制产生直接影响。

付京兆府杖杀——唐后期杖杀的活用与京兆府的角色

在唐后期执行杖杀的案例中反复出现“付京兆府杖杀”一句,由刑罚种类(“杖杀”)、与之相应的执行根据(“付”)及其执行主体(“京兆府”)组成。京兆府审判管辖权的演变趋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量事处分”,即“专决权”的扩大;二是“奏请科罪”,即直接“申奏”案件的增加,由此走向宋代的“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在这一背景下,京兆府作为杖杀的“行决之司”,被赋予了贯彻皇帝的“惩罚意志”的功能。“付京兆府杖杀”集中体现了新的刑罚种类、新的审判模式以及灵活、敏捷的行刑机构,这反映了唐后期刑罚体系的演变趋势——惩罚效果的最大化、执行程序的便捷化。

古代的狱具

狱具,也称戒具,是各种用于限制囚犯人身及行动自由的刑具的总称。在古典小说《水浒传》第12回中,对各种狱具的使用曾作了这样的描述:'推临狱内,拥入牢门。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镣。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如真地狱。'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地下实物的发掘,可以证实至迟在商朝就已有比较完备的狱具了。

试论中国传统监狱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监狱法律体系源于先秦时期以宗法礼制为核心的习惯法体系，秦汉时期转化为以律令法制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律令二者为监狱法律体系的基本形式。魏晋以后，律令二者性质发生分化，以《狱官令》及《捕亡令》为代表的令成为监狱法律体系的基本形式，而从《囚律》分离出来的《断狱律》及《捕亡律》之类的律则成为制裁违法犯罪的刑事立法。宋元以后，监狱立法出现多元化趋势，监狱法律体系由令、格、式、例等各种法律渊源构成。至明清时期，除《刑令》、会典、刑部则例等外，出现了提牢条例或提牢章程等专门的监狱立法。

五声听狱 讼师

古代法制未臻完善之时,证据法中多神迹。最常见的是对神起誓。其次是证之于神的水判法、火审法乃至决斗裁判法,其种类的繁多与形式的怪异,在今人看来十分费解。我国古时,也有某种神明裁判的记载。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