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与“法”--以“秦鸾犯盗”案例为研究重点

“春秋决狱”与“秦鸾犯盗”一案中所体现的“引律决狱”是中国古代两种主要的司法判决原则,二者最直观的不同便是“道德动机”是否应被作为执法者量刑的标准。执法者对于两种司法原则的选择,也体现出执法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基于对“春秋决狱”与“秦鸾犯盗”一案中的引律决狱相比较,指出二者各有利弊,并指出在当下将违法者的道德动机纳入到法官量刑的标准之内,成为一种可能。并以“秦鸾祈福”为视角指出执法者对秦鸾孝行的否定,是基于对世俗法律的维护,这一案件不仅是“孝”“法”的关系问题,也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汉律体系新论——以益阳兔子山遗址所出汉律律名木牍为中心

以是否具备刑罚性为标准,汉律区分为狱律与旁律,具备刑罚性的多被视为狱律,旁律则包含行政性、制度性(含军法类)、礼制性律篇。汉初,九章诸篇均已存在,或分属狱律,或分属旁律。九章诸篇之所以能从众多的汉律律篇中脱颖而出,既与汉律体系的开放性有关,也与对律篇价值的估定有关,极可能是律令学发展的产物。正律、旁章记载虽晚出,却有一定依据可循,不能一概斥之为伪造。汉律通行于郡及王国。汉初,王国虽有较大自治权,但无制定律令的权力,也没有独立的王国法存在。

秦汉“质日”性质再探

秦汉的“质日”不是历谱、历日或个人日记,而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行政文书。“质日”的“质”指对质、核验,“质日”的字面意思即对质、核验日期。通过分析“质日”文书本身的特点,结合岳麓秦简《狱校律》和里耶秦简“令史行庙质日”中所反映的“质日”在实际行政中的运作过程,可知“质日”的功能是对质、核验某一行政事务的办理日期,以考察其是否在规定日期内进行,即是否符合行政时限。“质日”有公私之别,公“质日”是官府要求制作的文书,用以考课官吏是否按照时限处理行政事务;私“质日”可能是官吏制作“质日”的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