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狱讼胥吏之弊及其成因探析

宋代狱讼中的胥吏之弊主要表现在传唤、受词、追证、审理、执行等司法过程中胥吏对当事人的无情欺压与盘剥。卑贱的政治地位和困顿的经济待遇使狱讼胥吏自暴自弃、甘心为恶;而作为司法主体的部分士大夫官员自身腐败无能甚或与胥吏沆瀣一气的行为,无疑加剧了狱讼胥吏之弊的程度。宋代狱讼胥吏之弊及其成因,为当代司法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警醒。

论宋代狱讼胥吏的地位

狱讼胥吏在宋代司法行政体系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在实际司法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但其地位却非常卑贱.就整体而言,胥吏通常很贫困,需要在公务活动中收取手续费来维持生活,并受到上级官吏的层层盘剥.虽然朝廷一度重视胥吏问题,但在社会政策上,通过禁止宗亲与胥吏通婚等措施,在胥吏与其它阶层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另外,在政治上,朝廷也不断通过降低吏人出职级别等措施阻止胥吏利用原有的晋升途径进入官员行列。权力与身份的强烈反差势必给宋代法制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聊斋》公案狱讼小说与蒲松龄的民间关怀

《聊斋志异》公案狱讼篇皆是以人物为中心、以探讨社会问题为目的、从民本位角度观照现实而创作的,它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公案小说传统,是古代公案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蒲松龄继承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与历来进步文人关心国计民生的传统,公案狱讼篇表现出关注民生、仁政爱民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以大量事实披露了整个封建官僚机器的黑暗统治和百姓的苦难,揭示出官民对立的社会本质,更是前所未有、难能可贵的。

春秋时期的狱讼初探

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发生变化,战乱频仍,一些贵族为争夺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导致狱讼案件发生。各级司法官依照礼审理和裁决狱讼案件,使因狱讼而被破坏的礼治秩序得以回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礼”在春秋时期仍占据统治地位。

论狱讼胥吏对宋代狱讼体制的影响

宋朝狱讼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基本上着眼于防范胥吏滥用职权,其目标在于通过把狱讼胥吏的消极影响保持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来保持狱讼领域中朝廷、士大夫和胥吏三种力量的大致平衡。从史料所记载的有关宋代狱讼体制改革的事迹和议论中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出当时朝廷有关立法和变法的动机和思路。从狱讼分式和监狱管理制度的发展到推鞫和录问检验诸制度的完善,再到审判期限制度的申严,我们也可以看到朝廷对狱讼胥吏既依赖又限制的矛盾处境。因此,狱讼胥吏在两宋狱讼体制的发展中发挥着非常独特的功能并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周礼》“主察狱讼”之官——“士”官辨析

在《周礼》编撰者设计的职官体系中，设秋官主刑，佐君主以刑法治理万民。作为六官之一，大司寇亦为刑官之长，其属官包括小司寇、士师、乡土、遂士等64个职官。对于《周礼·秋官》的官司机构，学者看法不一：当前出版的法律制度史著作，大都是按照后世的模式来描述战国前的法制历史，完全照搬了《周礼·秋官》来作为西周司法制度原貌；而视《周礼》为伪书者，则对其中记载的法制一概否定。其实，《周礼》的设官分职虽带有很大的理想成分，但其史料价值并不能一笔抹杀。

西周春秋狱讼制度三题

西周春秋狱讼中的"要",又称"要辞",指记录狱辞的狱讼文书。西周春秋狱讼有"合要"制度,指将"要契"剖为两半,命狱讼双方各书狱辞于其上,再将两半考合,以对验狱辞。《论语·颜渊》"片言折狱"的"片言"即指半片"要契"所书狱讼一方之单辞。西周春秋狱讼有"代坐"制度。从西周金文看,代坐分为属吏代坐和子弟代坐两种。贵族虽不亲自坐狱,但是是否命他人代坐,则根据狱讼情况而定。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春秋的狱讼由"司寇""士"等专门职官负责,但是从西周金文看,西周狱讼并无专官管理,审断狱讼由争讼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权威之人进行,这些人并不固定,往往是争讼双方的上级或周天子、太子、执政大臣等地位较高之人。

西周金文中狱讼模式之探讨

西周时期,在位者可以在必要时直接对人施以刑罚,也可以在受理狱讼之后对人实施刑罚处罚。人们因田土类细故而生争端,也有可能通过狱讼之途径解决。就通过狱讼的途径解决纠纷而言,争端各方需寻求共同认可之人作为裁决者,在两造具备、各方陈述其主张和依据之后,裁决者核实相关事实并依据通行的观念、原则、先例或者惯例等对纠纷进行裁决。

康熙《南丰县志》的纂修及狱讼风波

本文以康熙《南丰县志》为中心,探讨该志纂辑、修订过程及引发的狱讼争端。利用碑文记载、时人诗赋及参与官员的任官经历等,梳理狱讼事件来龙去脉,探析当事双方如何因信仰差异影响志书的修纂与删改,并借此案展现信仰立场、家族势力和地方官府在地方志纂修中的积极参与及对志书记载的深刻影响。

南宋狱讼判决文书中的“健讼之徒”

一、前言传统中国的'狱讼'乃泛指司法诉讼,包括现代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所谓'听其狱讼,察其词'。打官司的过程中,又分成'争罪曰狱;争财曰讼'。汉郑玄云:'讼谓以货财相告者”、“狱是相告以罪名也”[3].

南宋地方司法诉讼的动态图景——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读后

生活在南宋的人们是如何打官司的?当时的县官又是怎样审理这些案件的?刘馨珺博士的《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一书,即为我们展现出这样一幅南宋县衙如何处理狱讼事务的真实图景。

西周召氏仓廪缺贝诉讼案:六年琱生簋新考

六年琱生簋铭文中"公厥稟贝"应读为"公缺廪贝",是指公室仓库中钱贝缺失了,因此导致"告庆"、"刺为伯"的狱讼案件。并非一般学术界学者所说为土地讼诉案或家族财产分配而导致的族内讼诉案。在这一案件中,召伯虎是原告人,被告人是名庆的"为伯",琱生应是以宰官的身份为这次诉讼案提供法典并宣判的主判官吏,此案由司寇类"有司"初审结束后由召伯虎向琱生报告,琱生提供法典并判罚被告出玉璧偿还而结案。琱生因召伯虎仓廪缺贝案诉讼成功结案而作器祭祀烈祖召公。

旧题新证:先秦“狱”“讼”的法律语用演变——以出土法律文献为视角

《周礼》郑玄注云"狱"、"讼"分别指称"争罪"和"争财",但从出土法律文献视角通贯考察"狱"、"讼"二词在法律用语层面的语用,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狱"、"讼"二词并没有用于区分"争罪"和"争财",在法律用语层面上官府审案多称"狱",民间诉争则曰"讼",都是指称"案件"。郑玄注实是汉人以"汉今"律"周古"而得出的结论,以郑玄注为据而断定西周时的诉讼程序即刑民有分,于史实无证。

质疑西周时期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说

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分立,是法律史学界很流行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周礼》中关于大司寇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再加上汉儒所做的"争罪曰狱、争财曰讼"的注。然而,由于《周礼》中关于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及郑玄的注没有能够得到先秦时期其它典籍的印证;且反映西周时期司法状况的铭文内容也不能表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存在差别。这样一来,依据目前的史料,尚不能证明西周时期在审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程序上有质的不同,因而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的说法不能成立。

“颂”本义新探

"雅颂"之"颂"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根据《说文解字》及其他材料可知,"颂"字本义是"容貌",后来才假借表"雅颂""歌颂"之"颂"。"雅颂"之"颂"在先秦的本字是"讼",它才是探究本义的关键所在。"讼"在《说文解字》中的两个义项为"争"与"讼"(歌颂),它们分别引申自早期的"刑狱之讼"与"祭祀之讼",而这两个早期义项表现的都是"将大事激动地告于上级及众人"的语言行为,由言语内容、言语方式及言语接受者三方面语言要素可以证明这一共同点,而这正是"讼"字最初始的本义。"讼"的相关同源词("公"组词)在含义上有旺盛(即兴旺繁盛的体性特质),纷动(即不平静的内在态势),迸发(即迸升而高、散发而广的外在趋向)的词义特征,这正与"讼"的最初始本义相契合,具体则体现为此处三类词义特征与上述三方面言语要素的对应,以此可辅证之前对"讼"本义的猜想。在后世,讼的"颂(讼)诗""颂(讼)扬"义逐渐由原表"容貌"义的"颂"字假借表示,以至最终"颂"被当成了表示两义的本字,而这又导致了学者在解释"颂(讼)诗"时常联系"容貌""形容"进行发挥,形成了以"容"释"颂(讼)诗"的错误思路。

史实是治史的基础

史实是治史的基础王纯历史研究要依据历史事实从中揭示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不论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从宏观上作全局、整体的研究，都必须以可靠的史实为依据，与历史实际不合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广泛搜集材料，并经过审查鉴别，去伪存真，筛选出具有代...

急中有缓:宋代缓狱初探

相比唐代,宋代的违法案件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复杂性上都有很大的增加。因此朝廷通常要求各级司法机构提高审判效率来减轻狱讼压力。但在有些情况下,朝廷却反其道而行之,规定或要求各级司法机构暂缓审理和执行,这种现象可称为“缓狱”。缓狱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迎合天道、维护统治、收买人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司法中的明德慎刑、礼法相合的特点。

追溯与探求:司法公开的“W”与“H”维度解析——以法院在司法公开中的路径之选为题

一、源自什么？——司法公开的历史探寻 （一）索引：从“三刺”看司法公开 《礼记·王制》规定：“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该句中三刺的含义是“以求民情，断其狱讼之中：一日讯群臣，二日讯群吏，三日讯万民”①。在周代，审案断狱，不仅要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辩论，还要征求“群臣”、“群吏”以及“万民”的看法，使得司法官在考虑过后，作出正确的裁判。在我国，司法公开的理念自古有之，

宋慈断狱 务求从实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宋慈出身司法官世家,凭贤能被荐任大宋提刑官.宋慈处理狱讼,特别重视实证检验,从不轻信诉讼当事人陈言和口供.他认为:“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

为什么古代都要秋后问斩

闲翻历史，不难发现,罪大恶极的犯人是最惧怕秋天的,不仅因为“秋后问斩”这个成语是专门为这种人设立的，而且这一做法在春秋时期就已见端倪。《左传》中有“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记载。而关于刑令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孟秋之月，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审断决，狱讼必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