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视域下《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的狂狷精神探析

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男主高适自证清白的回忆视角,讲述了他与李白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及各自人生境遇。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率真任性的诗仙李白在影片中展露出来的狂狷精神涵盖了对规矩的破与守两大方面:冲破外在的评价束缚,守护源自内心的渴望,进而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归于自然甚至成为自然的化身,以此确证自我是李白的生存之道。借助“李白IP”,影片呈现了一个冲破万千世俗规矩的天才诗人在政治上的抱憾,和一个恪守世间规矩、稳中求进的普通人高适终于成为一代仕途达人,二者之间的人生殊途与情义抉择。

陈继儒狂狷美学思想的内涵与意义

作为晚明最为著名的艺术家,以隐士自居的陈继儒,常被后人视为隐士文化的代表。但如详细考察陈继儒的精神世界,可发见其不仅有闲适的生活美学追求,更有着对古代狂狷精神的承继和发扬。陈继儒自诩“为千古后生酿成猖狂笔端”,可谓其人生精神的宣告书和自白书,集中体现了他狂狷型人格精神的理想所在,这也集中表达着中晚明士大夫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理想。落实到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上,陈继儒常追求一种自然洒脱与沉着痛快之意,是为狂狷精神的一种呈现。陈继儒对其狂狷身份的标识,还集中体现在其嗜古与摹古的艺术追求上,更是明末松江地区文人集团的一种地域身份的自我集体认同。

阮籍:儒者的狂狷与逍遥

阮籍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之一,他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的实践者著称,思想深处亦有一颗积极入世的儒家之心。这让他在面对现实的困境与忧惧时,进取而不失超脱,任性而不坠鄙俗,走出了一条近乎审美化的人生之路。这种人生态度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

狂狷、乡愿和伪君子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人格类型,本文主要以晚明东林诸君的见解为据,兼及孔孟,逐次分析了这些人格类型内涵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特点。特别指出,将乡愿与伪君子混为一谈是在学理上未作深究,并分析了此二者的三点不同。旨在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政治人格的成长和世俗化,提供一文化参照。

论晚明士大夫的狂狷之风

在异军突起的商品经济和“心学”的影响下,晚明士大夫勇敢地冲破传统理学的束缚,或率性而行、直抒胸臆;或追求精神超脱与隐逸自由,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狂狷之风。这种变化使晚明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对士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船山的狂狷思想及其精神气质

狂、狷代表的是两种对应的精神气质或文化人格的类型。但是,王船山在思想上推崇狂狷型人格,在生活中则是狂狷型气质。王船山的狂狷型思想与气质对晚清以来湖湘士人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浪漫主义”还是“狂狷”传统

本文从中晚明书法史阐释的症结说起,辨析“浪漫主义”人格与“狂狷”人格的不同主体内涵,指出由发源于西方文化的美学范畴来架构中国古代艺术史无法恰切地揭示其神韵和发生契机。中国艺术新变的精神主要源于自身卓异的“狂狷”传统,它熏炙于儒家崇高的人格气象。只有深入中华民族艺术之根荄——儒学,并从艺术传统中提撕出与之密切相应的士人人格传统,才能承继民族艺术发展的生生脉息和高卓气象。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论徐渭的狂狷人格

徐渭狂狷人格的形成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基于“利人皆圣”的平等意识,形成了徐渭蔑视权贵、傲世独立的人格风范;基于“本体自然”的自由意识,形成了徐渭“疏纵不为儒缚”的人格特点;徐渭的狂狷人格体现在诗文创作中,则突出地表现为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狷行人生路——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人格美学取向

"狷"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徘徊于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文化概念,从内涵上说它主要是一个人格美学范畴。在个人气质上,清高孤傲,不屑不洁之人浑浊之事,耻贱污而不行;在表现形态上,漠视虚伪的道德规范,特立独行,甚至有所偏执。屈原的"狷狭"、阮籍的"狷狂"、陶潜的"狷隐"、姜夔的"狷介",是中国古代文人狷性人格倾向的典型代表。"狷"的实质,从根本上而言,是儒家精神的一种特殊变相。

汉魏六朝士人的狂狷人格

狂狷大致可以分为儒、道两类,儒家的狂狷主要表现为,因执着于儒家的礼法观念而导致的各种偏激极端的举止;道家的狂狷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鄙弃,追求个人的适情任性所导致的非常之举。狂狷形成的原因除了性情因素外,还与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总体上看,狂狷体现了无所畏惧,独立不迁,超绝流俗的高洁品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狂者嵇康与狷者陶潜的悲剧比较

同处王朝易祚之际,狂者嵇康刚直峻烈、肆志纵心,终为残暴的司马氏所不容,慷慨赴义;狷者陶潜则毅然归隐、高蹈独善,于穷巷墟烟间饮酒赏菊,看似旷达超迈,但内心亦难摆脱深重的苦闷。嵇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屈子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一脉相承;陶则知其不可而不为,于庄子逍遥出世的形式下恪守儒家善道。

试析孔子的“狂狷”观

孔子主张"中行"之道。在经验世界中,"中行"往往不可得,于是退而求其次,便出现了"狂"与"狷"这两种生命形态。后世注疏家对于"狂狷"各抒己见,何为"狂狷",可从"狂狷者"的形象、从"进取""有所不为"的解释以及"狂狷"的特色加以诠释。孔子与"狂狷"最大的区别在于"无可无不可"的弹性变化,即孔子能够做到"狂狷以时",这也是孔子圣于"狂狷者"之处。

明中后期吴中多狂狷之士的文化反思

明中后期吴中狂狷之士辈出,部分士人文学思想叛逆,直接引导了明清文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大多才华横溢,在绘画、书法、戏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导致狂狷之士辈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吴中经济发达,政治却倍受打压,士人心中多有积怨。欲防止狂狷之士大量产生,首先要保证政治体制的廉洁性,还需做好对士人阶层的合理分流与下行补偿,并从体制层面重新调整对知识功能的认知。

狂狷:承传与变异——略论从李贽到鲁迅的思想文学传统

在明代中期之后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李贽是最为激烈的一位,他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富于叛逆精神的“另类”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影响直接成为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五四新文化以与旧传统决裂为号召,但也有意无意中感受到了传统的赐予。比较鲁迅与李贽在思想性格方面的传承与变异,可以约略见出其中的渊源。

儒家文化的狂狷精神及其政治生态优化价值

狂狷被明确赋予正面意义始自孔子,孟子又对此加以阐释,成为后世儒者推崇的狂狷精神。狂与狷虽然没有达到"中行"的境界,但都区别于乱德之乡愿,都具有"中行"的内在素质,体现了不同的人格之美。狷者精神在于知耻不为,坚守善道,洁身自好;狂者精神在于志向远大,勇于进取,光明磊落。弘扬狂狷精神有助于遏制败坏政治生态的好人主义,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论儒学对刘熙载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从“中和”“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晚晴一位涉猎很广的美学家,其书法理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的美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书法美学思想也不例外。刘熙载将儒家的"中和""狂狷""乡愿"引入其书法美学思想,使得其理论极富文化底蕴。细细品味《书概》、《游艺约言》,能够使读者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去领略中国书法艺术的意蕴。

词人晏几道的“狷者”人生研究

晏几道,宋小令词代表人物,因一部《小山词》而翘登北宋文坛,与其父并称为"大小晏"。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7年,已有300余篇研究论文,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成效。晏几道的文学成就不无例外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研究者或以阶段性总结来概括研究成果,或从文本、艺术手法、体裁演变等角度进行分析,或以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美学等理论介入研究晏几道思想发展、情感转变、人生选择等。其"狷者"人生研究以孔子的"狷"人格分析为基础,从其文学成就和有所不为的处世态度方面来探析晏几道的个性和词作,从而呈现晏几道丰富立体的狷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