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协作模式对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利用北京市234个生猪养殖场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纵向协作模式及其他因素对生猪养殖场户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纵向协作模式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比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通过市场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比通过协议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另外,可追溯食品认知水平、养殖规模、文化程度和风险态度也显著影响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

猪肉可追溯体系溯源实现难的原因及对策——基于北京市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深度调研

本文立足北京市猪肉可追溯体系发展现状,以两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作为典型案例,实证分析猪肉可追溯体系溯源实现难的原因及对策。研究发现:政府统一配置的设备、品牌知名度的提高、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他企业的竞争是大型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中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获得明显的猪肉销量和价格提升、配置的设备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生产线改造成本高以及猪肉销售环节溯源实现难则是阻碍大型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继续深化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因;政府统一配置的设备、品牌知名度的提高、有助于获得更高的猪肉销售价格以及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是小型生猪屠宰加工企业愿意进一步深化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因。政府应鼓励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鼓励加强生猪屠宰加工与猪肉销售环节利益主体之间的纵向协作、鼓励部分猪肉生产经营者积极探索适合企业自身的猪肉溯源管理模式。

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市7区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北京市7区县消费者的调查数据,在描述性统计分析消费者的猪肉购买行为和对可追溯体系认知程度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并测度了消费者对生鲜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的质量安全关注度越来越高,凸显出建立和完善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必要性与群众基础;消费者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总体认知水平比较低;性别、健康状况自我评价、了解可追溯体系的程度、对食品安全的意识敏感程度以及能支付的涨价后随机价格等因素影响消费者购买可追溯猪肉;通过模型测算,当市场中普通猪肉的价格为20元/公斤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平均支付意愿达到24.5元/公斤,比普通猪肉价格溢出22.5%。

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市6个区养殖场户的问卷数据

利用北京市6个区183份生猪养殖场户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意愿,并运用有序Logistic实证分析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猪耳标佩戴、档案建立、检疫合格证获取等关系猪肉溯源实现的基础性工作开展较好;养猪场户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水平整体较高,65.03%的养猪场户知道猪肉可追溯体系;信息强化之后,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程度较高,84.66%的养猪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生猪销售、时间精力、养殖监控、政府号召、收购商要求、追溯认知、年龄、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显著影响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从加大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力度、鼓励支持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大力扶持和落实动物标识责任制和基层档案制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批发市场销售商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基于声誉激励与风险转移的解释

利用北京市5家批发市场172位猪肉销售商的调查数据,基于声誉激励与风险转移的新解释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批发市场销售商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批发市场销售商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水平整体不高,电视广播和网络是猪肉销售商了解猪肉可追溯体系的主要渠道;信息强化后,销售商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程度较高,多数销售商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销售促进、追责信任、销售数量显著影响销售商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具体而言,认为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对促进猪肉销售的作用大、相信自己销售的猪肉因养殖或屠宰加工环节原因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时可以确切追查到相关责任人、猪肉日销售量在500 kg及以上的猪肉销售商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可能性更大。最后根据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加快完善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顶层设计的思考

为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我国大力推进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但可追溯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限制了质量安全保障作用的发挥,亟需加快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顶层设计。文章基于猪肉可追溯体系质量安全保障作用机理,在依据北京市生猪产业链各环节利益主体的实地调研结果分析了猪肉可追溯体系溯源实现难的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并提出了促进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健康发展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河南省政府主导型猪肉可追溯体系运行及社会共治研究

政府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责任可追究的追溯体系,可有效解决猪肉质量安全问题。阐述了国内外猪肉可追溯体系的建设运行现状,结合理论与实践,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猪肉可追溯体系运行绩效构成的分析框架;立足社会共治视角,构建了涵盖产业主体-消费者-政府三方的可追溯体系运行绩效的优化机制。旨在提升河南省政府主导型猪肉可追溯体系运行效果,进而促进本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溯源追责信任、纵向协作关系与猪肉销售商质量安全行为控制——兼议猪肉可追溯体系质量安全效应的现实效果

本文利用对北京、上海、济南三大城市636位猪肉销售商的调查问卷数据,系统深入地实证分析猪肉销售商质量安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重点考察溯源追责信任、纵向协作关系对猪肉销售商质量安全行为的影响,选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溯源追责信任变量内生性问题,同时回答'猪肉可追溯体系质量安全效应的现实效果如何'这一问题。研究发现:猪肉销售环节作为问题猪肉流入市场的最后关口,质量安全问题仍存在,31. 13%的人表示两年内遇到过猪肉质量安全问题。其中'注水肉'问题最为严重,22. 17%的人表示遇到过'注水肉'问题,还遇到过不新鲜、不卫生、变质猪肉,'瘦肉精'等禁用药残留猪肉和病死肉等;对溯源追责能力信任程度高的销售商遇到过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可能性更小,溯源追责信任变量具有内生性,如果不考虑内生性,会大大低估溯源追责信任变量对猪肉销售商质量安全行为的影响;追溯体系参与和品牌猪肉销售两个工具变量显著影响猪肉销售商对溯源追责能力的信任程度,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发挥质量安全保障作用的机理以及质量安全效应的现实效果较好;销售关系、惩治力度、年龄变量显著影响猪肉销售商的质量安全行为。最后,本文提出加强源头控制和法律宣传,从根本上杜绝猪肉质量安全问题;加大检测力度和惩治力度,探索建立猪肉销售商登记在案和信用评价制度;加强猪肉可追溯体系和溯源追责宣传,强化消费者的溯源追责习惯,提升猪肉销售商的溯源追责信任程度,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宣教作用。

猪肉销售商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济南3市636位销售商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上海、济南3个城市636位猪肉销售商的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猪肉销售商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批发市场与农贸市场的猪肉销售商参与可追溯体系的水平参差不齐,仅有28.62%的销售商所售猪肉具备可追溯能力。就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而言,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目前猪肉销售商多为中青年人,学历普遍较低,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重要性认识程度较为一般。分析发现,采购关系、销售年限、销售利润、销售业态、关注程度、惩治力度、监控力度与年龄显著(P<0.1)影响销售商的参与行为。据此提出加强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工作、给予规范实施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的猪肉销售商适当奖励、政府相关部门和市场管理方应加强对猪肉销售商的监管力度等建议。

猪肉可追溯体系有助于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吗——基于三省市396家养猪场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验证

为了回答和实证验证"猪肉可追溯体系有助于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吗"这一现实问题,本文利用对北京、河南、湖南三省市的396家养猪场户调查获得的问卷数据,通过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追溯体系参与行为与认知对养猪场户质量安全行为的作用机理与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猪肉可追溯体系有助于提升猪肉质量安全水平,具体表现在,耳标佩戴工作通过直接影响养猪场户的可追溯体系参与认知而间接影响其质量安全行为;生猪养殖环节存在质量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兽药使用不规范,对消费者危害最大的是使用禁用药,31.57%的养猪场户在过去一年中使用过禁用药;生猪养殖环节开展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基础条件较好,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尤其在耳标佩戴和检疫证获取方面需要加强监管;除了追溯体系参与认知变量,养殖方式、生猪销售方式、兽药采购方式等变量也显著影响养猪场户的兽药使用行为。最终从加强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加大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力度、鼓励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建立兽药销售商和生猪收购商登记在案制度与信用评级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现状、问题及应对措施

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在实践中在政策法规、监管体系、技术框架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现阶段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呈现着一定问题与不足,要想解决此种问题政府部门就要强化支持扶持,实现规模化的发展,强化监督管理,这样才可以真正的提升可追溯体系的实效性。

溯源能力信任对养猪场户质量安全行为的影响——基于北京市6个区县183位养猪场户的调研

基于北京市6个区县的183份养猪场户调查问卷,调查了生猪养殖环节的质量安全状况,并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养猪场户对猪肉溯源能力的信任水平对其质量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北京市生猪养殖环节存在质量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养猪场户兽药使用不规范,40.44%的受访养猪场户的兽药使用行为不规范;溯源能力信任显著影响养猪场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对猪肉溯源能力信任水平高的养猪场户的兽药使用行为相比信任水平低的养猪场户更加规范;另外,受访者为女性、规模养殖场、通过纵向协作更为紧密的模式销售生猪、对限用药规定认知度低、认为生猪收购方质量安全检测力度强的养猪场户的兽药使用行为更加规范。政府应继续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支持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鼓励纵向协作紧密型生猪购销模式、建立生猪收购商登记在案制度、加大对养猪场户不规范质量安全行为惩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