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思想与魏晋文学思想

作为一种与正统经学相关联的思想观念,玄学思想活跃于魏晋时期,对魏晋文人和魏晋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思想文化与文学观点的研究视角看,魏晋文学的发展与玄学思想密切相关。玄学思想的体现使这一时期的诗赋作品呈现出玄理化、抽象化的特点,内容充斥着《老》《庄》《易》“三玄”的痕迹,篇章中具体物象的出现,也有着强烈的玄理目的。诗作家、赋作家的作品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催生了玄学思想的深度交融。

论东晋文人的玄学新声与审美雅化

东晋的玄佛合流使审美实践超逸化,表现为自然美、辞藻美和音韵美、创作主体的神韵美。集会宴饮自然浪漫,审美取向清雅化。审美习惯自然化,追求永恒无限的清净之境,向往生命自由的真挚情感,营造隐逸无尘的栖心之所。玄佛融合形成空灵湛然的审美思维,主要体现为空灵不俗之美、清寂悠远之美、湛然常寂之态。

借诗歌典喻探中西跨时代文思通络——以玄学派与长吉体诗歌比对为例

文章旨在通过对比研究玄学派诗歌和长吉体诗歌的代表作品,探讨异时异地所发生的诗歌创作巧合背后的时代与思想环境,以期找到共通之处,为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借鉴;将诗学比对映照文化交际中,强调深化文科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联。通过意象比较,作者发现两派诗歌所展现的不同地域文化在精神实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变”是两者共同的主题。当今国际社会的“大变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形态,这既是中西共同面对的环境,也应该是中西加强交流互鉴的共通点和契机。

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

牟宗三先生对道家与天台宗圆教的义理进行过深入阐发,认为以王弼、郭象为主的道家玄义固然圆融,但其中所含的道家式的圆教,还没有达到天台宗以“存有论的圆”作根据而发挥出来的圆教内容,即只能说是主观的作用的圆,而不能说是客观的存有论意义的圆教。顺着牟先生的思路,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可以从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角度展开:从王弼以“无违”来体会自然,通于郭象的“与物冥”之义,这就可以开出回应外物的作用,而无为就含无不为;又从庄子注中的逍遥义,论证郭象的相关诠释已经表达了对一切存在的不同情况都加以肯定的存有论之圆“具一切法之义”;于是郭象所表达的道家式的圆教,其内容虽然不若天台宗之丰富,但是二者在义理层次上是相同的,通过玄学的内容,可以帮助了解天台圆教若干重要的说法。

试析魏晋玄学下嗜酒的阮籍与刘伶

魏晋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权与思想文化之大变局。在“食药饮酒”成风,儒学式微、玄学兴起的魏晋时期却孕育出像“竹林七贤”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名士团体。“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刘伶面对同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都选择通过嗜酒方式以达避祸、入玄、反抗等目的,都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人先生”形象并为之效仿。然而,两人在现实中的行动却因思想上的差异显得不尽相同,并导致两人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

电子玄学对当代年轻人焦虑的影响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互动的超时空性突破了界限,形形色色的线上占卜、算命逐渐兴起,当代年轻人也戏称“在上学和上班中选择了上香”。在升学压力和工作压力迸发的时代,网络上多种多样的时事新闻都对智能一代的年轻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年轻人的焦虑程度也呈现出逐渐增长和常态化的趋势。电子玄学的兴起缓解了许多年轻人的焦虑,为其困境提供了些许动力和希望。但是,年轻人要客观、理性、科学看待电子玄学,防止电子玄学带来的误导。

名教的证成:袁宏与东晋玄学经史观

袁宏的治道思想主要集中在《后汉纪》的论中。以史论为文体,在玄学的理路中探讨名教治道问题,重塑经史关系,是以袁宏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家的思想特点。这一新的经史关系,是以史论为载体,以史事为实证,采用玄学的思考方式,回应经学提出的名教问题。与曹魏西晋玄学家的理路有所区别,袁宏不再将名教视作与自然相对的范畴,而是将之作为证成的对象。在论证方式上,袁宏以承认万物的个别性为前提,从整体与局部关系、万物互通互感的关系来论述君位存在的必要性,以此为名教之本。在范畴体系中,袁宏以性、情、心、理等为核心范畴,其中,性是其他范畴的逻辑起点,理则是天人关系的结合点,是六经的依据所在。

孝心与孝行之辨:玄学与魏晋士人的孝道观

魏晋社会中有许多关于“孝”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形成是传统儒道二家有关情礼问题的延续,同时东汉以来王充“自生”观念的影响,东汉末年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导致人们对传统儒家孝道观念产生反思。魏晋玄学以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重新展开了对“孝”的讨论。从孝心与孝行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玄学思想发展之下,魏晋孝道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背后所反映出的实质,其实是情感表达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最终,郭象玄学解决了情与礼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这一统是建立在对个人“自性”的认同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天人新义”,更是一种个体觉醒的表现。

冯友兰论魏晋玄学

冯友兰论魏晋玄学许抗生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冯友兰先生对魏晋玄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冯氏之学是儒道兼综的。冯友兰先生早在１９２７年就对魏晋玄学有了兴趣，曾著有《郭象的哲学》一文（载《哲学评论》１卷１期）...

简论老庄哲学之差异与魏晋玄学之流派

老子和庄子均为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两人的思想有明显的贯通之处,人们习惯上总是把老庄二字相提并论。魏晋玄学的两大流派——正始玄学和竹林玄学,又是老庄道教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本文阐述并揭示了老庄哲学的主要差异与魏晋玄学两大流派之间的承继关系。

心底的象喻——试评西方玄学派诗歌及代表人物约翰·多恩

“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是这派人去世后才形成的一个术语。最初威廉·德拉蒙德(1585—1649)提出似乎存在着一批“玄学派”作家;其后,由于著名的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1709—1784)的评价影响较大,从而使“玄学派”定了名。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约翰逊博士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诗歌应成为人类的朋友,作品应具有安慰的价值,其中心则应体现人的价值。他对玄学派诗歌的评价颇有贬意,批评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人没能为读者提供直接的爱或触及感情,缺乏帮助人们忍受人生磨难的力量。

援道入儒 以释解经——浅谈魏晋玄学视角下的《论语》解读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要旨,结合儒家思想,进而探讨自然与名教关系的一种哲学思潮。在“援道入儒”的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常以道家思想来阐发经义,为经学打上了玄学的时代烙印。《论语》作为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都带有强烈的玄学色彩,如何晏等人所撰的《论语集解》、王弼所著《论语释疑》、皇侃所著《论语义疏》等。随着玄学思潮的不断演变,对于《论语》的解读也可随之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魏晋玄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魏晋玄学作为我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对本体论、认识论、社会与个体及人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力和影响力,应该深入挖掘魏晋玄学的时代价值,借鉴“本末有无”之争、“名教与自然”之论、“言意”关系之辩、“才性”关系之议等方面内容,切实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艺术性和有效性。

探究魏晋玄学思想在现代古典风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文章通过剖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背景,利用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探寻魏晋玄学思想内核,并对这种思想下产生的服饰,从形制、面料、色泽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从当时服饰中寻找玄学思想下产生的衣着特征与美学情操。进而以此为内核,将传统玄学思想注入现代古典风女装设计中,既为传统文化增添时代特征,又为现代服饰赋予精神内涵,进一步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创新结合。

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及其十四行圣诗《死神莫骄狂》

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及其十四行圣诗《死神莫骄狂》刘丽娟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邓恩（ＪＯｈｎＤｏｎｎｅ）被称为“玄学派”（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Ｉ）的鼻祖。“玄学派”指的是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后期以约翰·邓恩、英国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

《老子指歸》對老子無爲思想的玄學化重構

嚴君平的《老子指歸》不僅語言玄妙,而且思想也很玄奥,是魏晋玄學的先聲。該書非常重視對老子無爲思想的闡發,把老子很多素樸的觀念引向了玄遠的境地。嚴君平將“道”與“德”合爲“道德”一詞,又從《周易》引入“神明”“太和”等概念,用以拓展老子無爲思想的形上基礎,意欲清晰地勾連形上與形下世界。他又對老子的“無爲”“有爲”概念進行改造,提出了“無爲之爲”“有爲之爲”等反常規性且帶悖論性的新概念,旨在釐定“無爲”與“有爲”之間的真正差别。同時,嚴君平進一步明確了無爲與自然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内在統一性,以及兩者互爲因果的關係。在此基礎上,他糅合《周易》《莊子》關於性命的觀念,大力發展了老子的無爲自化思想。從《易》《老》《莊》三玄合一的角度看,嚴君平所闡釋的無爲思想更富空想性和思辨性,呈現出玄學化的特徵,在老子無爲思想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啓下的地位。

从郭象《庄子注》看魏晋玄学与老庄的分野

郭象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庄子注》对《庄子》的传世贡献极大。郭象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了一门显学,但他的注释在不少地方体现的是儒家的进步精神,背离了老庄思想。郭象《庄子注》在对待现有等级制度、隐者的态度、治国的看法,以及对待孔子和仁义的态度等方面,都与老庄思想有明显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与郭象的处世态度、郭象所处时代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魏晋玄学教育价值观研究

魏晋时期,在玄学风行、儒家“独尊”地位日下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股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重视探索义理的教育思潮。玄学家们在对传统儒家教育价值观进行继承的同时,也针对当时的儒家经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批判,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张内容,但作为思想基础的教育价值观却是近乎相同的,即自然人性论,也正是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批判性价值观,造就了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玄学教育思潮,从而完成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这样的教育“新声”对魏晋时期的文教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拓宽了后世教育思想发展的道路。

卫恒《四体书势》中的玄学观

一、《四体书势》与玄学概况中国书法艺术起源于汉末魏晋时期,它的起源合乎艺术起源的一般规律,即先有艺术事件才有艺术理论。在正式的书法理论形成之前,书法在古文献当中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表达了,但只有在书法理论形成的时候,中国书法才能正式宣告价值的独立和起源正当性,所以说最早期的书法理论是极其重要的。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可以被称作现存第一篇书法理论。

玄学与六朝诗学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初,玄学摘掉了“空谈误国”的帽子,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玄学对六朝诗学建构和发展的影响研究成为一时热点。一百余年来,玄学与诗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起步与奠基,三四十年代的开创与深化,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沉寂与探索,八九十年代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突破和深入五个阶段。学者们主要沿着汤用彤所开创的注重哲学思辨的研究和鲁迅所开创的注重结合时代文化的研究两条路径各展所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课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六朝时期历史资料的匮乏和零碎等原因,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