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陵玉册书法研究

唐代玉册根据其社会功能、形制和用途,可分为封禅玉册、即位玉册、丧葬玉册(哀、谥册),作为哀悼纪念皇室贵族的丧葬玉册,渐从写哀趋向于述德。其中,唐惠陵出土哀册、谥册具有程式特征、皇家特征、等级特征的文化特点,书风极似智永楷法。文章结合时代背景、相关制度等来探究惠陵玉册的相关书法问题。

略论唐宋玉册官制度——以碑志资料为中心

玉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形式模仿简牍,册文直接镌刻在编联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唐宋时期,玉册是中原王朝即位、册命、上尊号、上徽号、上(或赐)谥号、追谥、遣奠、封禅、祀汾阴后土、谒陵、郊庙等礼制活动当中使用的重要仪具。本文拟从碑志等实物资料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制造玉册的机构、人员以及相关问题略作论述,以求理清该时期玉册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

满文玉宝、玉册研究

玉宝、玉册又称为谥宝、谥册,为当朝帝王为其列祖列后镌制的宝册。有清一代留下了一批质地精良、工艺精美的玉宝、玉册,堪为满族文物中之精品,其内容反映了当时皇帝对其前朝列祖列后的尊谥制度,具有较高的史料学价值。本文以不同类型的玉宝、玉册为例,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

《唐处州司马穆府君夫人孙氏墓志》考——兼及书刻与“玉册官”的讨论

《孙氏墓志》记载了河东孙氏的生平及其子的官职等内容,其书刻规格之高在晚唐非奉敕书刻墓志中十分罕见。其所留存的晚唐书、刻名家信息,可补晚唐书法名家张宗厚的官职变迁、书法风貌之之阙,并为唐代"玉册官"制度的研究提供素材。

玉册《子鱼论战》考释

潍坊学院文博研究院所藏《子鱼论战》玉册共用22片和田白玉玉片制成,内容节选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载宋楚战于泓之时子鱼驳斥宋襄公迂腐论调的言论。从纹饰风格、文字特征以及玉册自身特点看,该玉册制作当在唐开元年间前后,虽内容与《左传》无异,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供最高统治者随时阅读与玩赏于一体的袖珍文献。该玉册在中国书籍出版史上,开创了联环画书籍的制作先河。这一玉册对研究汉字字形、书法,以及绘画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佳茗清心 刊石以志 清宫茶舍相关印章及玉册浅析

故宫博物院不仅藏有大量清宫茶叶,茶团,茶膏等,还有很多与“茶”相关的文物,直接相关的有茶叶罐,茶壶,茶勺等,间接相关的有茶主题书画,家具等,其中就有部分与清宫茶舍相关的玺册类文物。

志与趣: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的帝王设计趣旨

南京博物院藏有大量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种类齐全,玉石器、漆器、珐琅器、书画、瓷器、丝织品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文物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与艺术鉴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文物设计精巧,更是匠人们的巧夺天工,也颇具艺术审美价值。本文以南京博物院藏御制诗文玉册、扇面为个案,分析乾隆皇帝的治国志向与文人雅趣在这类文物制作中的体现,并浅析其中的工艺之美,进而突显盛清时代的宫廷设计趣旨。

温故而知新——江苏南京祖堂山南唐陵区出土玉册的再观察

引言位于江苏南京西南祖堂山南麓的南唐陵区,历经了1950年—1951年先主烈祖李昪钦(永)陵(M1)与中主李璟顺陵(M2)的发掘(1)。其后在2010年,于二陵之西发现并发掘了编号为祖堂山三号墓的M3,后者墓主则被发掘者推定为南唐后主李煜昭惠国后周氏(2)。

蒙古国哈拉巴勒嘎斯遗址出土唐代玉册考

近年来,在位于蒙古国的哈拉巴勒嘎斯遗址出土了数十片玉册。哈拉巴勒嘎斯遗址是回鹘汗国的首都,新出土的玉册均与回鹘可汗有关。本文梳理并对这批玉册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包括唐穆宗册崇德可汗、崇德可汗加号以及唐敬宗册昭礼可汗三组,其中前两组玉册均为白居易撰写。根据出土玉册和相关史料,可大致还原出唐朝皇帝册封回鹘可汗的程序。

关于海外所藏清代太庙玉册宝的几点考证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44件原藏太庙的清代帝后谥册宝,但有若干缺失,且部分册宝刻工不精细,与它们原应所属时代的工艺特点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近年来,笔者在海外陆续发现了自太庙流出的玉册宝,并对相关档案材料进行了梳理,认为太庙原藏部分册宝曾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流失,故宫博物院现藏册宝有相当部分实为宣统年间补制。

中央政府批准达赖喇嘛继任制度的文物“册”定

众人所周知,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不是藏传佛教自创,而是要经过中央政府认定和册封。其中清是最重要最有力的文物凭信。从现存档案和文物来看,中央政府敕谕、认定和册封历任达赖的金册或玉册在档案文献中多有记录,更可贵的是,有的金册和玉册实物仍然珍遗至今,成为中央政府批准“册”定达赖喇嘛继任制度的珍贵文物。

论南唐二陵中的玉册

南唐二陵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古代封建帝王的陵墓,在研究华东五代时期各方面的历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现在能够尽早地将发掘报告发表出来,供各方面的参考,是我们考古学界的一件盛事。又在报告的编写上,叙述简核,考证精审。

唐咸通年间授封黠戛斯考

黠戛斯人的历史可上溯至西汉时期,但直到唐太宗时期,黠戛斯才与唐朝有直接联系。8世纪初,黠戛斯形成汗国。唐大中元年(847),其君主被唐宣宗封为"英武诚明可汗"。其后是否再获唐封,文献缺载。今有实物史料证实,黠戛斯在唐朝懿宗咸通年间曾再度受封,具体原委值得探究。

汉唐间礼仪体系与行政体系中官职的关系及其变化——以封禅礼中封玉牒仪执事官身份的变化为中心

从汉到唐,封禅礼中封玉牒仪逐渐细化,由封玉牒变为封玉牒、封玉册两个步骤。在仪式中,皇帝一直扮演亲自行封的角色,但仪式的执事官却在不断变化着,由汉代太尉、尚书令和太常的组合变成了唐代太尉、中书令和侍中的组合。礼仪事务中执事官身份的变化滞后于其它日常政务运行中官僚体制的变化。因官僚体制变化而产生的行政体系与礼仪体系中职官地位不对称的矛盾,既反映了礼仪体系的调整滞后于行政体系的调整,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权力运作的一种协调与制衡。

玉器:皇帝的权力与审美

用玉之权曾被皇室垄断,只有天子最敬重的臣子,才能被授予这项殊荣。当玉终于走向民间,皇帝又希望天下人跟从于他对玉的审美标准。高贵,是玉永恒的烙印。“本院在百年内人藏品中最重要的‘国宝,”习惯了不将文物的价值进行比较排序的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上,会用这样露骨的话,把一件藏品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器有13478件,如果以知名度而论,多数人会认为,那件粉丝遍布全球的翠玉白菜,便是“最重要的‘国宝’”。而其实,最重要的它,是一部北宋的玉册。

玉振金声丝路开

玉崇拜在东亚至少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象征;金崇拜在西亚亦可追溯到8000年前,是西方文化的标志。4000年前东亚地区玉文化十分发达,被称为玉器时代;与此同时,西亚及其附近地区金器数以万计,可称黄金时代。夏代开始出现金器,标志着西方青铜游牧文化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进入碰撞与融合的新时代。商代之前流行玉帛之礼,周代以后出现了金与丝织成的金锦。金缕玉衣和金书玉册象征着东西文化的独特结晶。

《清宫档案话玉器》出版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中国文物学会理事、中国玉文化研究会理事李宏为撰著的《清宫档案话玉器》一书,于2019年10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42万字,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宫造办处档案为依据,对清宫制玉的机构、造办处制玉工作、乾隆皇帝对玉的玩赏与鉴定、清宫玉器的种类、朝廷贡玉、对私采贩卖玉石官员的整肃管控及乾隆帝记功叙德诗词文赋刊制玉册的情形,进行了详实的阐述和记录。

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

一绪言乾隆初年浙江山阴人沈冰壶撰《重麟玉册》八卷,用纪传的体裁来记述南明诸王的史事。书中《李映碧[清]傅》后有“附记”说:当时钱牧斋、吴梅林、龚芝麓、陈素巷、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浆人也。~①所谓“蒙面灌浆人,该是清初流行的一句骂人的话。“蒙面”一词,孔尚任在《桃花扇》里便用上过。该剧第三句《开丁》中记吴应箕咒骂阮大铖的话说:你的罪过,朝野俱知。蒙面丧心,还敢入庙?~②这是说阮圆海“虽然蒙着人的面皮,却丧失了人的良心”~③。

从新发现墓志看唐代石刻刻工艺术家群体

新见出土文献《大唐故中书省镌□□题玉间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高平郡邵府君墓志铭并序》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石刻名家邵建和及其家族有重要意义,还可以细化并深化对唐代刻工及石刻艺术家群体的了解。墓志对墓主邵建和的卒年及年龄有确切的记录,可以补史之不足。其中对唐代石刻艺术名家的简要罗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初唐到中晚唐石刻刻工的简单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