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僔与王圆箓

一个是和尚,另一个是道士。乐僔是一个东来的和尚,籍贯何处,无从知晓。只知道他就是莫高窟那座盛大艺术宝库的最初的小小开凿者。那是公元366年,云游四海、传布佛法的乐僔拖一杆锡杖,行于西天流沙之中。天高地阔,沙多石乱,黄袍袈裟不耐飞沙走石,多少有些蓝缕,几处补丁上爬着粗大的针脚。挪动了几千里的双脚,在戈壁砾石的磨砺下,竟也任性地移不动了,索性就沙窝小憩。时至傍晚。

敦煌

“北出长城古塞边,荒松落日少人烟。隔河又是河西地,过得敦煌是酒泉。”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敦煌郡。用字面意义来解释,“敦,大也。煌,盛也。”1897年,有个做了道士的农民王圆箓,在敦煌偶然间发现了布满精美壁画和雕塑的洞窟,随即引起了举世震惊,也遭到了外国不法文物奸商的劫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壁画才逐步得到修缮,并对外开放。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莫高窟王道士之名献疑

通过对目前所见几种碑记、匾额、募缘簿等有关莫高窟王道士生前资料的梳理考证,指出其出家以前的俗名应该叫王园禄,出家入道以后将名字改成了具有浓厚道家文化色彩的王圆箓。从各种资料看,虽然王道士入了道,改了名,但他生前最喜欢用的名字还是其世俗的名字王园禄。

王道士名称考

考察了关于王道士名称的6种原始资料后指出:王道士俗名王福琳,出家为道士后称王园禄,逝世后按照道教习俗被称为王园箓。至于目前最为流行的王圆箓,至今并未发现确凿的文献依据。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应将王道士称作王园禄。

讲历史故事 育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思想政治课必须培育的核心素养之一,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该素养显得更加重要。'从本质上看,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就是坚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感受历史的温度与湿度,在反思历史中生成政治认同,是落实政治认同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以《政治生活》第六、七课为例进行说明。

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七)——千相塔残塑的整理及第17窟洪辩像的迁移

这篇短文回忆两件事。其一是关于王圆箓所建千相塔的拆除时间,以及后来对塔中的残塑的处理,反映当时对千相塔发现文物处理不太精心造成残像的进一步残坏。第二莫高窟第17窟即著名的藏经洞,洞窟中现有的洪辩真身塑像,原来不在此窟中,而是存放在第362窟中。据分析,第362窟塑像应属于17窟中的洪辩真身,1965年经常书鸿所长决定,将该像由第362窟迁回到第17窟中。作者是迁像经手人之一,特回忆此过程备查考。

项楚先生与川大敦煌学研究

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重现天日,震惊了世界学人,堪称20世纪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之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讲演时提出了“敦煌学”的说法。1930年,中国学者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敦煌学”一词。从此,海内外学界开启了一个世纪的敦煌学研究。

敦煌,千年前也许我已来过

漫漫黄沙,无法遮掩她梦幻般的倩影;迢迢旅途,阻挡不住人们向往的脚步。心心念念、魂牵梦萦的是敦煌,是那些柔美的线条、浓烈的色彩,是那份虔诚的信仰、慈悲的情怀,是那座艺术的宝库、文化的殿堂。阳关、玉门关在这里孤独守望,莫高窟在这里绽放魅力,雅丹地貌鬼斧神工,鸣沙山、月牙泉静静诉说着美丽的过往。敦煌之美,足以震颤每个人的灵魂。

“纪念碑性”的误读:敦煌出土唐代篆书墨迹的书写性——兼论唐代篆书的写与刻

20世纪初,自王圆箓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后,一大批国宝重现于世,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其中,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就书法而言,敦煌遗书的出土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来自各个时期(从西晋到宋)的丰富的书法作品与书法史料,同时为汉字字体发展的衍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

唐五代敦煌欧体风格写本类型探析

一欧体书风在敦煌地区的流播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连接中原和西域,对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干燥的气候环境使敦煌地区自然而然成为了文化遗产的保存地。自道士王圆箓于一九九○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后,五万余件的敦煌遗书公之于世,其中敦煌第十七窟藏有欧阳询《化度寺碑》的拓本。《化度寺碑》由唐代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丹,是欧阳询晚年楷书的典型代表。1《旧唐书·欧阳询传》谓:“欧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

馆藏敦煌文献述略

收藏概况及主要来源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文献350卷,是国内最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藏品大部分为爱国实业家周叔弢先生旧藏并捐赠。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随着封闭数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沉睡其中的公元4-11世纪的珍贵写本、印本、经帙、佛画以及其他文书约五万件惊现于世。藏经洞一经开启即屡遭劫难,英、法、俄、日等各国"探险家"

李盛铎“旧藏”敦煌古卷的前世今生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敦煌文书等。指敦煌所出5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官私文书。清光绪二十六年,道士王圆箓于莫高窟第16窟发现了"藏经洞"。1902年,甘肃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成为最早发现这批文书价值的中国学者。其后,国外探险家们接踵而至。将大批文书珍品捆载而去,流失海外。劫余的文书,于1909年由清政府学部解省送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敦煌遗书已分散于世界各地,目前最大的四个度藏处是: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

致敬——敦煌纪行

凡事都有个定期这次去敦煌搭乘飞机。快是快了,快多了,但恍然若失……24年前我来过敦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钧贤随行。从兰州出发,两天奔波在丝绸之路上。

令人震撼的历史残片

爱国: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建国时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四个月后曾昭抡也被折磨至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不复见于神州故国。

体面分手便还是朋友——敦煌藏经洞《放妻书》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些文物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在藏经洞出土的古代社会文书中,有一个非常小众的类别,即婚姻文书。

敦煌两序

《大美敦煌精选本》序似乎从诞生那一天起,敦煌就注定是世界的一个博大而幽深、显赫且又独立的存在。其丰富的宗教艺术,繁复的历史演变,独处黄沙的落寞与繁华,超越千年的沉重与曼妙,都是她迄今为止令人着迷惊叹的魅力的由头。飞翔千年的伎乐人,优雅曼妙的姿态,在时间蓝空中穿越沧桑历史;满面尘土的佛像和佛陀,至今保留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嬗变、递进。

坚硬的冰冷的(外一篇)

太阳渐渐升起,仲秋的上午渐渐地明快起来了。站在铁山的高处,可以看到邹城这个城市的许多房舍,被阳光照彻。这个城市在秋风下温暖起来。一个人对于一个远方城市往往是陌生的,因为毫无对于这个城市的感性认识,往往是因着一个人,或者一个物,内心有了依赖的倾向,有机会就会想来,像是寻访故旧,住上几天。高甫兄每次都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

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王道士

从敦煌莫高窟归来,脑海里始终浮映着那个站在藏经洞前、身穿布衣棉袍、瘦弱矮小而微笑的老头儿王圆篆道士的印象。但翻阅查看一些文章和资料,许多人却都骂他。1900年5月26日,大漠戈壁上一个早晨,鸣沙山仍然是满眼的黄沙,王道士依旧虔诚的劳作。当他打扫到现今编号为第十六窟的时候,劳累之余坐下来抽一袋旱烟,顺手将点过烟的芨芨草插入身后洞壁的裂缝。

莫高窟百年影像

摄影术诞生60多年后,几乎被世人遗忘的敦煌莫高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照片。那是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带着他心爱的照相机来到敦煌,在利用道士王圆箓的无知大肆骗购珍贵文物的同时,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机,留下有关莫高窟的影像记录。对敦煌而言,斯坦因的到来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他之后,1908年2月25日,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带队一边考察,一边来到莫高窟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