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心印无雷同”——王国维“人间”“境界”观念再辨析

探究王国维词学观念的形成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既需要细致地比照两边文本中相关思想、理论和观点的同与异,也需要超越文本细部层面,从治学宗旨、思维调适等层面来作整体宏观把握。王国维《人间词》标题中的“人间”主要表现出对“天眼”所观的悲吟,既包含了王国维此时哲学、文学思考的诸多信息,也折射出王国维经历诸多人生变故之后的生命体验。从《人间词》到《人间词话》,从“有生气”地“写之”(创作)到“有高致”地“观之”(赏析),由生命体验到自我超越,直至达到对人生理念的认识,这些都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寻求内心亲证和超越的意味。《人间词话》所倡“境界”说之内涵亦中亦西(中西之间互为体用),但亦可说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示其“取镕”多元;“不中不西”,明其“自铸伟辞”。

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关于王国维《人间词》的解读

王国维的《人间词》今存104首。作者伪造词序以自高词品,删除浮艳之词和不标词题致使情感经历线索模糊和词意难解。解读其词者往往因作者是备受学界尊崇的国学大师,遂离开作品本意而努力寻求哲理与政治之寓意,从而进入误区。《人间词》作于辛亥革命前数年,主要抒写两次情感经历,并非凿空而道,而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它体现了作者提倡自然真实之境界并反对深文罗织的词体观念。因此《人间词》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尚待重新认识。

“中间之驿骑”的转译:20世纪初中日“美术”概念的诞生与发展考略

“美术”一词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1871年“美术”一词首次在日本出现,明治学界将其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重要学术概念加以广泛使用并传播,“美术”以及“艺术”概念的挪用与适应过程,也出现了彼此观念博弈,互为表里的现象。中国现代转型意识随着“中间之驿骑”的“美术”概念传入渐次展开,概念认知上也从模糊走向成形。因此,重新梳理探究清季民初“美术”这一学术概念的观念史过程,对于近现代美术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和学术价值。

阅读造就学术大师——王国维个人阅读史述略

王国维是著名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声望令人仰慕,他的生命结局令人叹惋。王国维的一生是阅读的一生,他是一个以读书为志业、以学问为生命的人。王国维终生恪守“阅读以求真理”的阅读旨趣,他终生“跟着书走”,以书为生命伴侣。王国维的学问行程,大体表现为“读书→思考→成果”这样的程式逻辑。勤读与精思并重,由此获得自得性的独特论断,这是王国维阅读史的优异之处。王国维的阅读史,对于今人铸就自己的阅读人生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研究补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计10通12张,另有他人跋文1张,附于《壬癸集》中。因罕有人知而研究不多,现将其整理誊录,补正此前研究之误,并对信札内容做进一步的探究。

山水·写生·灵性·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照应,物我皆忘。作画、创作、写生、描绘皆有境界,讲意境,立品味,竖格调,谈的是道修实证,务唯心法。传统法脉,传承古今,绝对离不开“谢赫六法”,董其昌言“谢赫六法”后五法皆会后天学得,唯有第一法“气韵生动”,天骨带来。

扬弃与整合: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演变

在王国维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其理论建构的意图、方式,理论结构、层次的设置,学理的介入等,都与其对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美学的研习有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从《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到《〈人间词〉乙稿序》再到《人间词话》,王国维美学经历了从立足于叔本华而糅合席勒美学,到立足叔本华糅合康德美学,再到立足于康德兼容叔本华美学的复杂过程。这是一个同时包含了扬弃与整合的过程。但至《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却开始逐渐抹去西学影响的痕迹。王国维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西方理论观念、中国文学和理论自身特点,以及两者合洽性的反思和认识,此种反思包含的知识认知、选择的复杂性和创新性,理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命题。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疾病与王国维生命意识之关系考论

王国维在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不仅心事沉重心情寂寥,而且曾罹咯血之症,这或许也是其决定放弃生命的原因之一。检视文献,王国维一生可谓天生弱质而多病,这使他较早产生了生命忧虑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尽管他深谙摄生之道,却因沉潜于学术而难以自拔,由于不暇养生、无意锻炼,故其羸弱之况终身未能改变,这也导致他免疫力低下,缺乏对常规疾病的充足抵抗力。从青年时代起,王国维即因三度足疾严重到必须中断工作和学业的地步,此外还频发肠胃疾病、痢疾,感冒发烧咳嗽更接近生活常态,并不时伴有眼疾、疥疮等,在他身上疾病发生的类型多、频率高、程度深而恢复慢,动辄需一周甚至二十多天才能康复。由于他早年一度嗜酒,中年以后嗜烟,晚年烟瘾更是惊人,长期而大量的吸烟可能影响到肺部健康并最终造成一再咯血的现象。尽管如此,王国维一生努力在有限的生命中焕发更多的光彩,这促使他在疾病不断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理念。也因此,考察王国维的身体状况,为进一步探究其生命精神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国维“境界”理论的美学本体论分析

历来对于王国维“境界”理论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境界”与“意境”的区别,二是“境界”概念的语源与文化身份。前者涉及“境界”的“古/今”之争,后者涉及“境界”的“中/西”之争。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概念,“境界”与传统的“意境”不同,需要从更深层次把握其内在逻辑。“境界”理论以“真”为核心,包含认识论和存在论两个维度,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与“境界”相关的其他范畴本质上是人性结构中的感性和理性在认识论和存在论两个维度上展开的结果。“境界”因其所蕴含的高度主观能动性,以及由审美主客体矛盾冲突所导致的崇高精神,打破了传统以情景结合为核心的“意境”论,体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同时“境界”理论因其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而具有了现代性价值。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美在爱的传递中生发

美育既是一种理性教育,也是一种感性教育,旨在唤起人们美好的生命情感,体现为对自然万物、对艺术、对生活的热爱。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曾将教育之事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认为美育即“情育”。而在蔡元培先生看来,美育是将美学之理论应用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当我们凝视古元先生这张充满爱与美的手稿时,对“情育”和“陶养感情”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王国维悲剧美学视域下的戊戌变法

19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一次历史尝试,以维新派六君子被害的结局宣告失败,至此,戊戌变法的悲剧色彩奠定。钻研西方美学的王国维提出了“壮美”的审美范畴。维新派与守旧派的对抗、变法的失败,印证了王国维悲剧美学在历史中的时代反映。在发掘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悲剧倾向的基础上,探究戊戌变法的悲剧含义,旨在展现一种富有时代情绪的历史解读。

论王国维“境界”说的四个层次及其关系

王国维的“境界”并非是对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征的界定,而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意象、意义、形上四个层次的全方位评价。所谓境界,即表现为语言层次的天然性、意象层次的直观性、意义层次的世界性、形上层次的生命性。所谓有境界的文学作品,就是用天然之语言、真切之意象,直观地创造出一个艺术的世界,由此传达出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之深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而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境界”说是一个语言、意象、意义、形上的四重有机整体,不可以拆开研究。

王国维“美术”观的多维考察

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王国维借鉴日本近代观念,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批评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美术”观。他的“美术”观以文学和金石书画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重“直观”与“无功利”的角度,阐释“美术”与美学、文学的关系,关注文学“纯粹美术上之价值”。在讨论“美术”与金石书画艺术的关系时,主张金石书画作品传递真感情真见识,在鉴赏批评中蕴含独具匠心的思考。针对中国文学、书画重经验和“修养之力”的特点,他提出彰显古雅的“第二形式”之美加以完善,其会通古今中西之学的努力颇具启发性,为中国近现代的文艺美学批评开辟新境界。

敦煌文学的范畴、特征与启示

在我看来,敦煌文学是敦煌文化土壤上孕育出来的一朵艳丽的花朵,而今天讲的敦煌文学主题,指文学表达的历史形态。一个是敦煌文学的概念。敦煌文学,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有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最早是在20世纪初到40年代,敦煌藏经洞大量的敦煌文学文献面世以后,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学者,一个是罗振玉,一个是王国维,他们对敦煌文献当中的文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整理。

王国维致陈毅未刊书信九通考释——兼谈作为藏书家的陈毅

清末,陈毅与王国维同在学部任职,二人始过从紧密。进入民国后,陈毅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主要负责外蒙古事宜;王国维则辗转流徙于京都、上海、北京等地,二人多有书信往来。近日笔者获读九通王国维致陈毅的未刊书信,时间跨越十五年,可鉴二人情谊之久。信笺涉及藏书、学术、边疆治理与重大政治事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流露出王国维、陈毅的家国情怀,更为解析部分历史事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陈毅是清末民国享有盛誉的藏书家,时人虽多有称颂,然学界对其藏书事迹却知之不甚了了。笔者相继访得究斋旧藏书籍五十余种,从中可窥其藏书之一斑。明清刊本在陈毅藏书中占有较大比重,稿抄本最为瞩目,边疆、舆地、荆楚等文献是陈毅重点搜求的领域,集部亦多有可观者。

从作者、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来看王国维的“隔”与“不隔”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不隔说”,但是他对此的论述并不明晰,因此在学界引起了诸多争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隔”的字义入手,以作者、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为视角,从“谁与谁隔”和“用什么隔”来分析“不隔说”的内涵。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尊体、辨体思想及其成因

1908年,王国维选取《人间词话》手稿中64则发表于《国粹学报》,《国粹学报》本涉及“尊体”的词话以诗为参照标准,强调诗与词的共通性。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间词话》删稿中涉及诗词之别的词话有着强烈的“辨体”色彩。在对《人间词话》手稿、《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比较后,可发现王国维继承常州词派的“尊体”观念的同时,有意消解“辨体”观念,将“尊体”作为提升词体地位的首要方法。对比参阅《人间词话》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结合词体的音乐性特征以及古代词论家对“诗人之词”和“学人之词”的论述,有助于探源和解读这一症候。

王国维悲剧观研究综述

王国维在文史哲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近百年来学界对其思想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其中既有以钱钟书、夏中义、佛雏、叶嘉莹为代表的学术大师,又有一众年轻学者。由于学术研究的推动,王国维的“悲剧观”同其“境界说”“古雅说”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中具有独立价值的理论范畴。但学界关于“悲剧观”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争论。对“悲剧观”问世以来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旨在为学术史提供一份较详实的研究史料,以期对“悲剧观”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