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王学”视阈中伪善成因探析

“王学”以“止于至善”为价值追求,通过“致良知”的道德践履以成德成圣,在“格致诚正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中,蕴含着“伪善”的对治之法,也揭示出“伪善”的成因机理。根据“王学”“一则诚,二则伪”的观点,从知志之辨、知行之辨、觉愿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五个维度,可探析伪善是割裂知志、知行、觉愿、义利、公私等内在统一而致的恶,亦证其德性与德行的分离是致良知工夫不切之故。

北方王学门人尤时熙的思想及地方实践研究

尤时熙是北方王门的代表人物。他于嘉靖二年将王学带回河南府,并在其后的40年间通过自悟、拜师、交游一系列活动,将王学与程朱理学融合,提出道一论、“格物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以及实学等思想,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成功实现了王学的“在地化”。在“万物一体之仁”及实学思想的指导下,尤时熙以身作则,改善洛阳县风气;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开展讲会,传播王学。这些工作既有力改善了河南府的地方风俗,又成功拓展了王学在当地的影响力。

王学末流的实学思想论辩

王学分化后,王学末流对阳明之学各取所需,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王学末流历来被称为“空疏之学”,但细究其实,他们并未完全摒弃阳明学说中的“实学”因素,只是各自的偏重不同罢了,可谓“虚中有实”“务实不虚”。明清间学风转变之际,学者们摒弃王学中虚的因素,吸收利用实学因素,形成了清初实学与王门后学迥然不同的实学面貌。无论是注重实学还是不注重实学的王学末流,其学术思想中皆蕴含着一定的实学因子,这些实学因子被明末清初的学者加以传承、光大,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学术。

严海,王学:引导幸福生活建构是德育的根本使命

严海,王学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物质丰裕时代朝向幸福生活的德育理路》一文提出,关注人的幸福,引导幸福生活建构是德育的根本使命。新时代呈现出物质丰裕的生活特征,德育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引导人建构何种幸福生活,这是必须作出的回答。首先,德育引导人建构一种理性的物质生活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鹿善继著述考

鹿善继为明末理学家、政治家。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为官时抗旨筹措军费,从军关外苦寒之地;居乡时,课徒著书,阐扬理学,成为北方王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的著述丰赡,是研究明清儒学发展的重要文献。今选取其著述中重要者十三种,据鹿氏本人、师友、门人记载及相关文献,以刊刻年代为序,略考其版本、卷数、馆藏等情况。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

1904-1905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几部阐扬阳明之学的论著,将王学作为转变其新民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1904年后的新民学说中,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放弃了以前输入欧美文明以铸造国民“公德”的思想。梁氏以对“新学青年”私德之批判,将新民学说的矛头对准其论敌革命党人。同时,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对他的影响,等等,也是他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的原因。

王学的跨江传播与两浙的地位互换

王阳明去世后,绍兴作为曾经的王门讲学中心之一,其地位逐渐被杭州所取代。绍兴地位的下降,一方面缘于因天真书院的建立而使杭州在王门中影响力的相对上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阳明学者在绍兴讲学的相对沉寂和绍兴王府的快速衰落。除此之外,两浙地区阳明学地位的相互转换,还与当时阳明的两大高足钱德洪、王畿把居住地和注意力由浙东转移到浙西,以及越人讲学过于空疏狂野有密切关系。而发生在阳明以后浙江学术中心从"东"到"西"的转移,到了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东西并重的局面,刘宗周传人在钱江两岸并驾齐驱、互为补充,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王学护法到汉学开山--毛奇龄学说形象递变与近代学术演进

清学史叙述中毛奇龄多被描述为清代汉学开山,这更多是后人认识叠加之产物,而非事实。毛氏学术形象,历经数变,见证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与毛氏同时学人,多视其为王学护法,这与其本人抱负相符。降至乾隆时,学人却一边倒地倾向其经学,多从负面角度立论,毫无引为前导之意。至嘉庆时,阮元、焦循联袂推重毛氏,尊为清代经学开山,一改乾隆时学人之见。阮元、焦循之举,意在纠正由惠栋所开而风靡当时之汉学习气,在当时鲜有同道。稍后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从反向角度树立毛奇龄攻宋学(本意乃从王学立场攻宋)之汉学开山形象,不仅影响后人追溯汉学开始之事实,亦替汉宋之争这一后见助力。如此辨章学术,可助厘清毛氏学说之本意及后世认识迁转,显现近代学术思想发展之线索与脉络。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李渔心学与王学关系考论

李渔的思想观念受到过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那么简单而直接。李渔用"心"所表述的不等同于王学"心"之概念,与李贽"童心"也存有一定距离。李渔之"心"所表达的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智慧,而非哲学思辨内容。李渔并不是阳明心学亦步亦趋的思想传承者,在精神上也与王学左派相差甚远。

“心学真宗”:论万历时期的王学与佛教之关系

明万历时期,王学处于鼎盛状态,佛教宗风亦自此重振。这固然是心学思想的内在诉求和导向,而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性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一时期有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编撰文献:佛教居士周梦秀所编《知儒编》,用以证明"学佛可以知儒";王学士人周汝登所编《佛法正轮》,用以证明心学统三教、儒佛不二。这两种文献因为流传原因在以往研究中未引起足够重视,但由此切入可以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儒佛关系观念,进而考察当时"心学杂禅"的指责以及王学士人对此的回应。总体来说,王学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促进了宗门重振运动,促进了民间信仰和劝善活动的流行,同时使得儒家自身矩矱亦变得模糊,因此难免引起不同教派各方面不同的反应。

心·学·政——黔中王学治理思想及其特质

"心""学""政"是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三个重要内核。"心统学政"是其思想和实践的内在维度,这一内在维度体现为"心"在"学"和"政"的领域的落实。在理论层面呈现出"心学合一"和"心政合一"两个维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则呈现出"心学"和"心政"两种形态,表现为"为学"和"为政"两种活动形态。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这种理论特质和实践品格形成于中晚明时期贵州特殊的儒学环境和地缘政治生态中,同时其作为儒学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现代社会"政治治理""民间治理""个人治理"等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王学主意说论要

一、对“意”之概念的历史考察与心、知、物、性、情等概念相比,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讨论得不多,但这并不说明这一概念不重要。对意之概念的考察,涉及到意与心、意与志、意与念、意与知、意与情等一系列范畴、命题。一般来说,儒、释、道所言之“意”不尽类同。道家言“意”,谓指意义或意象,属知识论和语言学中的言、意、象之辩,而与人性的善恶邪正无关。王学主意说的意之概念,则基本属于道德论和心理学的范畴,因而与道家所言之“意”干系甚微。对王学主意说的形成、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是儒、释两家对“意”之概念的诠释和理解。

被忽略的晚明王学重镇:鹿善继及其儒学思想初论

鹿善继是晚明北方王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儒学思想承王阳明、罗念庵一脉而来,以"躬实践"为主要特色,合学业、事功为一体,重节义,重实学。以"真"为心体,以"时习"为工夫,以奋进为乐,以"不动心"为着落。据鹿善继的学行及当时所造成的影响,理应给予其儒学史上相当的地位。

明代王学的基本政治问题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明代王学的政治哲学思路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治心可以转化治世,好的生活在于民众的自我创造;"万物一体"是最好的人间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无所谓阶级之分、亲仇之别,一律与自我本身同等对待;良知及其他内在性的资源可以转化为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人也从完善的道德个体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民间社会的教化行动使得民众参与自下而上的道德救赎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哲学家或者知识分子应承担政治责任,将"学"与"政"打通。

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高攀龙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批驳“三教合一”论,严辨儒、佛之异。高攀龙试图通过以上措施,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不过,他对王学的批驳也有不合理之处。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明代王学兴起

明代王学作为一个主旨大体相近的思想共同体,在中晚明社会大兴其道。王学的兴起,蕴含着值得我们反思的政治意味。王学切中当时思想界溺于旁求外袭的时弊,注重个体的内在资源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意义,将治世之事转向内在的治心之事;王学在理论上简易直接、打动人心,王学中人多希望以悦服心灵的方式来推行儒家的理想、教条和秩序,其意在"收拾人心"并进而实现政治理想;王学中人深入民间进行社会教育,在明代严酷的官场政治之外,通过简易平常的哲学话语以及书院会讲、制定乡约等手段来改造心灵和社会,表明了王学在政治鼓动问题上提倡向下的社会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