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与裕民之争：王安石与苏轼的政治理念考论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变革天下法度,旨在富国强兵。这与苏轼裕民的政治价值及其治国方略产生了尖锐冲突。苏轼认为,"裕民"理应成为变法之归旨,它是一个义蕴丰富而深广的概念范畴,与"富民"有别。"裕民"既涵盖了执政的举措在御民、抚民,于民以宽仁、宽缓,又统摄了治国"富民而措刑"的"民德归厚"之根本价值。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急於有功而贪富强",有病民、贫民之弊,乃至败坏天下之风俗。裕民作为苏轼政治理念的核心价值,贯串于熙宁前后苏轼的诸多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当中。裕民之道与富国之法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争论。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北宋党争中的温情——君子政治与胸怀

北宋立国之初就制定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治国策略;确立了"文治靖国"的祖宗家法。赵宋王朝政治活动的大事莫若王安石变法,而由其引发的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义气之争,让昔日的文人志士变成了政坛对手。让人感概和慰藉的是,政治人物的君子风范为党争笼罩着的北宋政坛带来了一抹亮色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