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门学者王宗沐刊刻《传习录》的礼教思想

明代王门学者积极刊刻阳明文献,他们尤为重视《传习录》的刊刻。作为浙中王门二传弟子的王宗沐,依然积极热情地传承阳明心学思想,极为严谨细致地刊刻《传习录》。王宗沐刊刻《传习录》的经过和目的展现出修己治人,忠君、尊师,“以心言礼”的礼教思想。

明代王门学者王宗沐的文学观——文道合一

阳明后学王宗沐在创作实践和文学观念中呈现出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念。从三个方面梳理王宗沐文道合一思想的特征:一是从文学观的成因看,坚守阳明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是其文道合一思想的主要形成因素;二是从文学观的表现看,著述的思想内容和文体形式协调统一,具有文以载道的特点;三是从文学观的意义看,其文道观是上承欧阳修道胜文至、下启“后七子”文道质实的文学观。虽为王宗沐的个案研究,但透过个案研究可折射出阳明后学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

王宗沐著作考论

王宗沐既是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与教育家,也是浙中王门学者的重要代表。王宗沐的著述文献,有学术撰著、文献汇辑两类二十一种,其中传世十五种。编校整理这些传世文献,对于深入推动王阳明与阳明后学研究、阳明学与佛道交涉研究、明代中后期的漕运海运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名臣学者各风骚——王宗沐评传

载入《明史》的王宗沐不仅是一位清廉有政绩的官员,还是一位勤奋务实的学者。他为官重事功,重视教育、改革漕运、探索海运、关注民生;为文强调经世、资治。

王宗沐——重构一位海运名臣的内心世界

有明一代,自国初实行过短暂海运及下西洋之举后,此后二百年间未曾出现过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远洋航行及海上运输活动。随着漕运危机的出现,复兴海运的议案层出不穷,而王宗沐正是游走于海洋线上的水手,通过经世理念不断探索海洋之路,其内心世界也由海运的兴起与终结而起伏跌宕。

试述明隆万之际王宗沐的直接海运——兼论海运议中的政治博弈

明代中后期黄河的改道与水患影响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运河,在多次治河和防患效果不佳的情况之下,朝廷之上屡兴海运之议,寻求漕运之外更为节省成本的方案,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伴随着各方势力的政治角逐与博弈,因此海运之行举步维艰。终于在多番机遇的共同作用下,王宗沐实行了短暂直接海运,但最终也不免昙花一现,归于沉寂。

王宗沐生平考辨

王宗沐为官近40年,官至刑部左侍郎。他重视教育,建设书院,积极培养人才;改革漕制,创建“早运法”,促进南北经济发展;减免赋税,缓和饥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但由于明代中晚期的统治秩序出现了日益严重和难以挽回的危机,宗沐又受到时代、权力和本身利益的局限,他终究挽救不了明代夕阳西下的命运。

明清时期淮安城水道管理体制的变迁

淮安城位于淮扬运河的北端,在漕运与交通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建设与维护因此颇受重视。水道系统是淮安城市维护的关键一环,在淮安城的整体安全、城市美化、城内外交通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此,政府与地方民众皆参与其维护。其水道的管理体制因此呈现出众多面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日本学者森田明从水利共同体的角度。

赣州窑的新史料

1968年,位于赣州市水东乡七鲤镇乌头塘东北郭屋岭子的赣州地区粮食学校院内的旧墙基下面,发现了面积很大、堆积1米至2米厚的青瓷残器,出土了青瓷鱼枕、莲花炉、双系盘口壶,还有极精美的竹节形器柄等。9月间又在刘屋岭堆积发现青瓷残件。这些发现表明,七鲤镇的赣州窑除了原6、8、9、11号为青瓷窑包外,又增加乌头塘、郭家岭子、刘家岭等处(见图)。

景德镇传统制瓷技艺纪录片《匠心冶陶》的价值评述

一关于中国古代制瓷历史以及独特的手工制瓷技艺,历代文献记载极为有限,涉及景德镇的更是少之又少,从南宋后期蒋祈的《陶记》到明后期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陶埏》,再到清代唐英的《陶冶图说》、佚名《南窑笔记》、朱琰的《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寥寥可数。除了国人关注,外国来访者也一直对景德镇制瓷业予以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