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转型,文化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古代文艺思想也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从王官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转而为诸子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诸子之学虽然由以"六艺"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发展而来,但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学术系统,在这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文艺思想也在基本旨趣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性人物。

王官之学与古代学术的兴起

西周王官之学创始发轫于夏商。王官之学尚非学术，但它综合融会了前此之各种学术萌芽，又孕育启迪了以儒家之学为代表的私家学术，它是古代学术之摇篮。夏商时代，“祀戎”是初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巫史享有崇高地位，实为远古知识分子的原型。周因于殷礼，把上帝之命改名为天命，是人类精神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周人对殷商之礼的斟酌损益，核心是政治制度。早期西周官府之学虽有德政论思想灌输，但仍是以六艺为主的技能教育。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中期以前，新官学的五类内容实属官方文献汇编，不是系统的学问和专门的知识。春秋后期，礼坏乐崩，王官失守，士阶层的兴起，孔子的“述而不作”，推动了王官之学学术化的进程。

西周时代的王官之学

西周之时，学在官府，其学号“王官之学”。虽然严格说来，王官之学本身还谈不上是学术，但在学术史上，王官之学却有着承前启后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承先，是指它综合融会了前此之各种学术萌芽；启后，是指它孕育启迪了以儒家之学为代表的私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它为古代学术之摇篮。

清华简与王官之学——一种审视中国古典的新角度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相关者甚多。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与诸子百家的联系比较密切,且不少和传世文献可以对照。然而清华简除了一部分《书》(《尚书》《逸周书》)类文献可以与传世文献形成对应外,其余的文献大多都是逸书,并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中描述宇宙图景、呈现宏大叙事的文章比较多。

《周礼》所见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思想透视

《周礼》是古代王官之学的代表,含有十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与思想,但并未得到充分释读。兹结合相关学术成果,系统分析六官框架的地理基础、各职官所涉及的地理内容、地理方法和思想,增进对《周礼》地理知识、方法与思想的理解。本文先从职官生成环境出发理解其地理知识与思想,通过建立职官与“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对应关系,分析职官与地理关系侧重点,尤其通过对职方氏、土训、诵训考释理解其地理学意义,探求古代地理学存在的状态。借助依据《周礼》制作的图表,彰显其地理思想、地理方法、空间模式,以及确保人地关系系统和谐运行的礼制秩序,发现周礼是当代地理学认识和借鉴上古王官关于地理思考的重要文献。本文还就我国地理学思想流变进行了分析说明,并就驳正了某些学术观点。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最初本属于王官之学,滥觞于《周礼》当中的职方和土训、诵训氏等地域职官,而历代研治《周礼》者训解职方、土训、诵训诸官,既嫌牵强,又疑义颇多。本文研究认为,所谓“职方”,这一词语的本义应是记识各地诸种部类族属的居民与物产特征,并“周知其利害”;而土训“道地慝”,是要令君王“辨地物而原其生”,所谓“地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自然地理特征;诵训“道方慝”,是为了使君王得以知其“地俗”,则意味着所谓“方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人文地理特征。“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应当是统一掌管天下各地的所有地理知识,即各地的地理知识都要汇总到这里;至于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则应当是分析处理这些资料,总结归纳各地的地理特征,以备需索稽求。王官之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直接服务于君王。职方氏掌管的地理知识,被分别划分成“地慝”和“方慝”两大部分,分别由在君王出巡时夹右王车而平时亦必定侍从于王廷以备顾问的土训和诵训,提供给君王。由于是王官之学,不同的职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科分支。“地慝”与“方慝”的划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即前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理学术语中的自然地理,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人文地理。职方与土训、诵训诸官相互协同运作,构成上古王官之学中地理学知识的总体框架体系。地理学这种王官之学的属性,从东汉时期起,开始发生变化;但直至西晋时期,始得以根本改观。

从王官之学到经学儒学

王官之学是指王室官方所掌控和应用的思想学说。三代既有教有学有师,又有册有书有盘有铭为之传遗后世,表明王官之学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包罗广泛。其特点是以官为师,以古为训,以六艺之学为核心。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实质上是儒家解经之学,是经学的社会形态,经学则是儒学的学术内核。儒学由经学而生,经学由王官之学而来。

试论先秦诸子学说的共性特征

先秦诸子百家虽然流派众多,各家思想主张颇为复杂,但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仍可清晰地发现各家学说有着一些相近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以政治为中心建构其理论体系,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排他倾向,在论证学说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托古”心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诸子学说继承的文化遗产,即西周王朝的贵族文化的垄断形式——王官之学是有一定联系的。

“新子學”的提出及所應該承擔的任務論析——從《漢書·藝文志》諸子學源流談起

欲講明"新子學"所以提出的必要性和所應該承擔的任務,必先瞭解先秦諸子學的情實,而先秦諸子學作爲一個連續一貫的時代整體,其發生和發展本就是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的動態變化的過程,故其發生的源起不會是一個僵化的理由。對此,學界主要有三種傾向:以《漢志》的記載爲標杆,章學誠、章太炎等爲代表的"信古"派,强調"諸子出於王官";《淮南子》、胡適爲代表的"疑古"派,謂諸子應於時勢出於救世之弊而起;調和兩者的"中間論者",如馮友蘭、傅斯年爲代表的"釋古"派强調"諸子出於職業",劉師培"古學出於史官",等等。通過對先秦諸子學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進行邏1梳理可知,其發生發展的原由并不單一,應是王官文化、堯舜德治下家國天下之情懷的自然舒展和自覺、上位者的政治認定等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换言之,諸子學本身即是對王官之學的"新",所以"新"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内容、形式或問題,而是合於歷史的"思想生産"。要之,"新子學"的提出正如諸子學的發生一般,是源於家國情懷的自然而然的舒展和自覺,其所承擔的任務也誠如諸子學百家争鳴一樣,是合於家國情懷合於歷史實際的思想生産,而不僅僅是整理思想資源。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王泽民汉代以降，随着儒家学术与政治的合流，儒学遂以先秦的显学之一而凌驾于诸子之上，成为独尊之经学。在经学与通经致用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自然地被神化为一尊政治偶像。自此而后，孔子的政治价值便掩遮了他的学术地位。...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由“子”入經:從清華簡《繫年》重探《左傳》的源流與定位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楚簡,其中有一篇文獻,整理者命名爲《繫年》。《繫年》全篇共138支簡,分23章。由於與傳世文獻,特别是《左傳》有不少可以互校互補的材料,《繫年》經整理後,在2011年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整册出版,即引起各界關注。十年以來,學者在文字釋讀、語料分析、史事考證、文獻比勘等方面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釐清文本細節與時代特徵後,《繫年》作爲一種在年代與内容皆可以與《左傳》直接比擬的先秦史類文獻,對其文獻性質的釐訂,可以爲探論《左傳》在漠魏經學化以前的源流與定位,提供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參照角度。本文之撰,首先通過對讀《繫年》與《左傳》,從二者在敘述立場與撰作目的的差異,考訂《繫年》作爲當時楚國貴族教本的文獻性質,並以此爲基礎,從先秦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的學術脈絡,重探《左傳》在歸入經部以前的學術源流與定位。

百年“王官”之争与先秦中医学术源流的反思

文章通过对"王官之学"百年学术争论进行梳理,认识到"王官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源流的起点;而"诸侯列国官学"是中国地域性文化的发端,提出先秦中医存在"扁鹊学派""黄帝学派"和"神农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各学派应均源自于王官体系,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源流特点。上述观点为先秦中医源流研究拓展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礼:从历史到哲学——孔子与儒家社会理想学说的创立

礼：从历史到哲学——孔子与儒家社会理想学说的创立韩德民一三代时期，学在官府。春秋以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封建的解体，王官之学逐渐连同王朝史官而分布流散于列国。王官之学，无非礼学。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礼源于各种原始的巫术礼仪、图腾禁忌，所以祭礼是礼的集...

先秦《诗》学新论

《诗》是西周王官之学的首选教材。尽管先秦还不是经学时期,像《诗》这类文献已经具有了经典的地位。在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场合,卿大夫之间常以"赋诗断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志愿。春秋末期孔子教育学生要经常诵《诗》,且要善于运用,并把解《诗》当作一种认识天道和人性的手段。战国中期孟子的"迹熄诗亡"说成为诗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众说纷纭。相比之下,我们比较赞同郑樵与吕祖谦的诠释,即所谓的"《诗》亡"是一个全称判断。他们所称之"亡",是"无有"之意,是说此后不复有《诗》一类诗篇了。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两汉“诸子”与儒家思想的主流化

“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诸子》,“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即职掌教导诸侯、卿、大夫、士之子的官员,可谓是“王官之学”的重要参与者。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学在王官”变为了“学在四野”,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他们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相互辩难,“百家争鸣”的盛况出现,“诸子”逐渐成为他们的代称.

知人论世说李斯

秦统一前后,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冲动,"逐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生逢其时的李斯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但"逐利"本来是他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但最终却导致了对自身价值的否定。个体的命运往往折射出某种历史的命定。由李斯的心路及命运历程可见:从社会心理层次看,李斯的心态变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心态变化的集中反映,并可以与诸子学术文化的演进轨迹相印证。从社会制度层次看,李斯身份地位的变化,是士人阶层社会角色变化的缩影。传统"王官文化"制度或晦或显的影响,造成了士阶层在"吏"与"师"分合关系中的角色变换。"吏"与"师"的分离,塑造了士人阶层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改变了春秋战国的社会文化面貌。但随着秦王朝"吏师合一"制度的重建,导致了士人阶层精神人格与社会身份的分裂,"政统"与"道统"的分合纠结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永远难以破解的"心魔"。

隋至唐中期佛教僧众天文活动研究

隋与初唐时期,天文学进一步被认定为王官之学而禁止私习。但民间天文学的传播却途径多样。官私在不断博弈中实现天文知识的交流融合。首先,以七曜问题为线索可知,佛教天文学虽源自印度社会,却浸染了西域等地区的文化元素,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其次,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又令这种域外天文学与地方社会高度融合,形成了具有日常生活属性的中国化知识。从该时期佛典的翻译与使用中就可窥探天文知识的具体流传情况。最后,对于佛教僧众在天文活动中是否具有主体性的问题,从官私系统的互动中可以发现,佛教僧众在两个系统的夹缝中,始终未进入官方天文学的正统之中,但却通过密教天文与本土传统天文融合的方式,保持了主体性与民间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