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王官学与百家言的政教意蕴

钱穆通过考察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关系,阐发政、学合一的传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立国必立教(文教而非宗教)的意义。钱穆将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用法从战国秦汉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将原指诸子的百家言扩大到所有民间学说,从而在王官学与百家言之间建构了一种动态的政治政教结构。钱穆考察了经学作为王官学在中国历史上屡次重建华夏政教的历史经验,这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文教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国家变局中的法家——以王官学、诸子学与霸王学为视点

人们习惯于在诸子学的框架中理解先秦诸家,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进路。诸子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诸家之学,而是内在关联的思想互动机制。法家是诸子学中的重要一系。限定在诸子学的框架中,并不足以理解法家,需要在前诸子学的王官学体系中理解法家的缘起,也需要在秦汉的霸王学体系中揭示法家的走向,扼住这两个端点,才能准确理解诸子学中的法家如何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与政治导向。这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裂变之局中,与秦汉在真正的统一国家平台上重新建构古代国家的巨变中得以凸显的思想变化:法家的突起,为中国从准国家进入完整意义的国家,准备了思想动力,而其余诸家,则从不同角度辅佐法家,玉成了中国的古代国家重建。

“王官学”与中国古代法学样式及法学教育

中国古代文化教育起源"王"的义理化,经历了周及其以前"学在官府"、春秋时期"学在民间"、秦朝"以吏为师",到汉唐以后的注疏律学,这一发展过程。尽管有士族门第教育的兴起,但是这只是教育形式,教育的内容仍然是注疏经学,是官学解释学。法律教育不过是注疏律学,而被经学所覆盖,不能真正成为有自己独立概念系统的学问,无以形成专门独立的法律家阶层,由此法学没有在思想上突破官方经学的藩篱,则难以形成对法律进行西方式的独立法理性发展。

治理的技艺:三代王官学新说

三代时期学在王官,通过贵族世家的家学进行传承,不下于民间。但此种封建贵族的知识并不由"官府"垄断。"王官"的"王"并不指"官府"一家。"王"字起源于斧钺,"士"字起源于斧,指部落共同体的战士成员,"王"指部族中战士共同体的首领。古诸侯多有称王者,当时遍地有众多的"王","王官学"便指散布在这些多中心的、封建性的贵族世家所传承的知识。王官"六经皆史",此处的"史",除了指史学知识外,还有一层含义,即做事的史官。甲骨、金文中的"史"并非只是书写历史的史官,其中多有治国的诸侯,或参与战争、允文允武的三代封建贵族。此外,"史"与"事"相通,包含了大量贵族领主实务性的治理知识、技艺,这些知识构成了王官学的基础。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转型,文化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古代文艺思想也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从王官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转而为诸子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诸子之学虽然由以"六艺"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发展而来,但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学术系统,在这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文艺思想也在基本旨趣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性人物。

王官之学与古代学术的兴起

西周王官之学创始发轫于夏商。王官之学尚非学术，但它综合融会了前此之各种学术萌芽，又孕育启迪了以儒家之学为代表的私家学术，它是古代学术之摇篮。夏商时代，“祀戎”是初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巫史享有崇高地位，实为远古知识分子的原型。周因于殷礼，把上帝之命改名为天命，是人类精神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周人对殷商之礼的斟酌损益，核心是政治制度。早期西周官府之学虽有德政论思想灌输，但仍是以六艺为主的技能教育。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中期以前，新官学的五类内容实属官方文献汇编，不是系统的学问和专门的知识。春秋后期，礼坏乐崩，王官失守，士阶层的兴起，孔子的“述而不作”，推动了王官之学学术化的进程。

西周时代的王官之学

西周之时，学在官府，其学号“王官之学”。虽然严格说来，王官之学本身还谈不上是学术，但在学术史上，王官之学却有着承前启后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承先，是指它综合融会了前此之各种学术萌芽；启后，是指它孕育启迪了以儒家之学为代表的私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它为古代学术之摇篮。

仪式与文本: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

清华简与王官之学——一种审视中国古典的新角度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相关者甚多。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与诸子百家的联系比较密切,且不少和传世文献可以对照。然而清华简除了一部分《书》(《尚书》《逸周书》)类文献可以与传世文献形成对应外,其余的文献大多都是逸书,并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中描述宇宙图景、呈现宏大叙事的文章比较多。

经今古文学问题研究

本文对古今文学的区别、孔学和礼学的关系、义理与考据等内容进行探究,重点辨析古今文学并不能涉及到经学的方方面面这一观点,还有王官学对待经学的态度和理学并不相同,以及对于两派观点的评价等。最终得出古今文学的争论属于晚清独特的经学类型,其与两汉文学存在差异,显然不可一概而论。

试论先秦诸子学说的共性特征

先秦诸子百家虽然流派众多,各家思想主张颇为复杂,但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仍可清晰地发现各家学说有着一些相近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以政治为中心建构其理论体系,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排他倾向,在论证学说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托古”心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诸子学说继承的文化遗产,即西周王朝的贵族文化的垄断形式——王官之学是有一定联系的。

“新子學”的提出及所應該承擔的任務論析——從《漢書·藝文志》諸子學源流談起

欲講明"新子學"所以提出的必要性和所應該承擔的任務,必先瞭解先秦諸子學的情實,而先秦諸子學作爲一個連續一貫的時代整體,其發生和發展本就是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的動態變化的過程,故其發生的源起不會是一個僵化的理由。對此,學界主要有三種傾向:以《漢志》的記載爲標杆,章學誠、章太炎等爲代表的"信古"派,强調"諸子出於王官";《淮南子》、胡適爲代表的"疑古"派,謂諸子應於時勢出於救世之弊而起;調和兩者的"中間論者",如馮友蘭、傅斯年爲代表的"釋古"派强調"諸子出於職業",劉師培"古學出於史官",等等。通過對先秦諸子學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進行邏1梳理可知,其發生發展的原由并不單一,應是王官文化、堯舜德治下家國天下之情懷的自然舒展和自覺、上位者的政治認定等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换言之,諸子學本身即是對王官之學的"新",所以"新"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内容、形式或問題,而是合於歷史的"思想生産"。要之,"新子學"的提出正如諸子學的發生一般,是源於家國情懷的自然而然的舒展和自覺,其所承擔的任務也誠如諸子學百家争鳴一樣,是合於家國情懷合於歷史實際的思想生産,而不僅僅是整理思想資源。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王泽民汉代以降，随着儒家学术与政治的合流，儒学遂以先秦的显学之一而凌驾于诸子之上，成为独尊之经学。在经学与通经致用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自然地被神化为一尊政治偶像。自此而后，孔子的政治价值便掩遮了他的学术地位。...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周礼》所见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思想透视

《周礼》是古代王官之学的代表,含有十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与思想,但并未得到充分释读。兹结合相关学术成果,系统分析六官框架的地理基础、各职官所涉及的地理内容、地理方法和思想,增进对《周礼》地理知识、方法与思想的理解。本文先从职官生成环境出发理解其地理知识与思想,通过建立职官与“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对应关系,分析职官与地理关系侧重点,尤其通过对职方氏、土训、诵训考释理解其地理学意义,探求古代地理学存在的状态。借助依据《周礼》制作的图表,彰显其地理思想、地理方法、空间模式,以及确保人地关系系统和谐运行的礼制秩序,发现周礼是当代地理学认识和借鉴上古王官关于地理思考的重要文献。本文还就我国地理学思想流变进行了分析说明,并就驳正了某些学术观点。

由“子”入經:從清華簡《繫年》重探《左傳》的源流與定位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楚簡,其中有一篇文獻,整理者命名爲《繫年》。《繫年》全篇共138支簡,分23章。由於與傳世文獻,特别是《左傳》有不少可以互校互補的材料,《繫年》經整理後,在2011年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整册出版,即引起各界關注。十年以來,學者在文字釋讀、語料分析、史事考證、文獻比勘等方面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釐清文本細節與時代特徵後,《繫年》作爲一種在年代與内容皆可以與《左傳》直接比擬的先秦史類文獻,對其文獻性質的釐訂,可以爲探論《左傳》在漠魏經學化以前的源流與定位,提供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參照角度。本文之撰,首先通過對讀《繫年》與《左傳》,從二者在敘述立場與撰作目的的差異,考訂《繫年》作爲當時楚國貴族教本的文獻性質,並以此爲基礎,從先秦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的學術脈絡,重探《左傳》在歸入經部以前的學術源流與定位。

百年“王官”之争与先秦中医学术源流的反思

文章通过对"王官之学"百年学术争论进行梳理,认识到"王官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源流的起点;而"诸侯列国官学"是中国地域性文化的发端,提出先秦中医存在"扁鹊学派""黄帝学派"和"神农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各学派应均源自于王官体系,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源流特点。上述观点为先秦中医源流研究拓展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最初本属于王官之学,滥觞于《周礼》当中的职方和土训、诵训氏等地域职官,而历代研治《周礼》者训解职方、土训、诵训诸官,既嫌牵强,又疑义颇多。本文研究认为,所谓“职方”,这一词语的本义应是记识各地诸种部类族属的居民与物产特征,并“周知其利害”;而土训“道地慝”,是要令君王“辨地物而原其生”,所谓“地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自然地理特征;诵训“道方慝”,是为了使君王得以知其“地俗”,则意味着所谓“方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人文地理特征。“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应当是统一掌管天下各地的所有地理知识,即各地的地理知识都要汇总到这里;至于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则应当是分析处理这些资料,总结归纳各地的地理特征,以备需索稽求。王官之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直接服务于君王。职方氏掌管的地理知识,被分别划分成“地慝”和“方慝”两大部分,分别由在君王出巡时夹右王车而平时亦必定侍从于王廷以备顾问的土训和诵训,提供给君王。由于是王官之学,不同的职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科分支。“地慝”与“方慝”的划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即前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理学术语中的自然地理,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人文地理。职方与土训、诵训诸官相互协同运作,构成上古王官之学中地理学知识的总体框架体系。地理学这种王官之学的属性,从东汉时期起,开始发生变化;但直至西晋时期,始得以根本改观。

从王官之学到经学儒学

王官之学是指王室官方所掌控和应用的思想学说。三代既有教有学有师,又有册有书有盘有铭为之传遗后世,表明王官之学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包罗广泛。其特点是以官为师,以古为训,以六艺之学为核心。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实质上是儒家解经之学,是经学的社会形态,经学则是儒学的学术内核。儒学由经学而生,经学由王官之学而来。

传统文化的一个转向--钱穆谈从“周孔”到“孔孟”

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汉唐对孔子的重视主要在其承袭周公之学以论王道,讲究德政合一,故在其政治作用。而以孟子传后,更侧重内向心性,以人伦教化之功而成至圣先师,是其教育力的凸显。以宋明儒看,是走“以内圣开外王”的道路,一方面加强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使传统文化的内倾型发挥到极致而落实到个人身上——“人人皆可为尧舜”。因此,在钱穆看来,从“周孔”并尊到“孔孟”传世,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转向,在政统与道统、王官学与儒学、政治与教育之间关系渐次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完成了向“文治”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