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事件悲剧成因及当代启示

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启蒙追求。对王实味的批判改变了延安文艺多元化的文艺生态,王实味事件标志着中国文艺道路的转向,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论王实味事件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话语的实践

王实味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平反,但该事件反映出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以及批判文章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节点意义仍有待研究。细读《解放日报》上批判王实味的17篇文章~①,结合温济泽在《斗争日记》~②中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结论'出现次数与时机的记录,可知批判文章已经呈现出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参照的话语模式,故认为王实味事件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思维'介入文学批评的契机,也是以批评话语实践《讲话》精神的最早试炼。

“特殊的存在”:王实味事件中的萧军

萧军初涉王实味事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是他第一次在重大的公开场合表明自己对王实味事件的观点和态度。在以后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萧军与延安文化界就王实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其精神世界内部也产生了理性与情感的反复冲突,并引发了他对政治与文艺、知识分子劣根性等问题的深思。萧军本人的性格、新英雄主义精神和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的热爱是他在王实味问题上坚持和无畏的主要动因。

萧军与王实味

延安整风,痛批王实味,私底下同情王实味的恐怕并非绝无仅有,但在公开场合为王实味仗义执言的却仅有萧军一人。自始至终,萧军坚持认为,王实味不是托派;批斗王实味的人不讲道理。后来,王实味被捕入狱,直至被处死,萧军都没有对王实味口出恶语。他因此被扣上＂同情王实味＂的帽子,被孤立,遭打击,但他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整风前,萧军是毛泽东的朋友、座上客;整风后,

《野百合花》文本探析与知识分子身份悖论

若没有王实味,＂野百合花＂或许还寂寞无名而自在欢喜地开在陕北的山野间。因了王实味,这花,同＂王实味＂这个名字,一同收在了中国大历史的博物馆中。仿佛一个隐喻,一个有关中国历史、革命、文化与政治的隐喻,一个有关作家、知识分子的隐喻。

从《我的父亲》与《献给乡村的诗》看艾青在延安整风中的“突变”

1942年,无论是创作生命还是人生历程,对于艾青而言,都是一个关节点。对于创作,1942年是艾青诗歌风格的第一个转折点。对于人生,艾青1942年初涉人延安整风之初的杂文运动,参与丁玲、王实味等人暴露阴暗面的大合唱,这一事件成为其此后人生难于解脱的符咒,对其人生的轨迹不断施力,笼罩着其此后的整个人生。在1942年杂文运动的参与者中,与王实味最终没有获得转变的机会,丁玲被毛泽东解救逃过一劫,萧军的一度坚持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