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电影的后现代性特征

二十世纪,华语电影圈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我国电影的发展。在这些杰出的电影人中,王家卫导演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凭借着自己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和深入反思,王家卫不断对电影创作手法和表达方式进行创新,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和传统电影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构建了独特的电影语言并彰显出强烈的后现代性特征。王家卫电影作品的创作立足于多元的香港文化、丰富的电影市场需求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了模糊的时空观念、细腻的艺术语言和相应的音乐元素,彰显出人物形象的情感危机、漫无目的的自我追寻、虚无缥缈的边缘身份等后现代性主题,体现出独特的艺术气息和巧妙的文化氛围。

怀旧音轨、“MTV时刻”与移植策略:王家卫电影中的音乐话语

在跨媒介的视域中,王家卫的电影音乐凝聚着多重意义指涉和审美张力,在文本中被赋予了一种罕见的醒目位置。以往研究者大都从视觉影像切入,探寻其电影的诗性追求和哲学省思,忽略了王家卫电影音乐及声音编码的语境映射、叙事动议与商业企图。本文认为:王家卫音乐是其影像“感官性”和“情动性”的重要修辞“话术”,它形塑了20世纪60年代沪港城市空间与历史记忆,以特有的“MTV时刻”显影王家卫电影的美学底色与声音旨趣,并隐含了一种全球化消费价值指认。

基于内容分析的王家卫电影复映现象考察

2020年春节前的熙攘祥和被突然来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门可罗雀的静默。经济运行遭遇打击,电影产业也劫数难逃。同年7月,逐渐复工的电影院为确保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两项任务的有机统一不得不面对影院上座率低、新片投放不足的困境。

王家卫电影中的“文人画”风格——以《重庆森林》为例

王家卫电影中的叙事与抒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其叙事既依托于抒情,反过来又促进情绪的抒发。故事发展与情感表达达到了互为表里、相互生发的和谐境界。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王家卫电影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尤其是在抒情、叙事以及其相互关系上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某种遥接关系。在多重叙事空间中运用丰富的综合性艺术语言,抒情与叙事相互融合,相生相成,螺旋上升,最终消解了二者的界限。

电影的另类 与音乐的另类——试论王家卫电影的音乐构成

有人说:摇滚乐似乎成了第六代早期作品的一致商标。新生代导演一开始似乎与音乐(特别是具有青春反叛意味的摇滚乐)有一种“血缘”联系。从张元的《北京杂种》、管虎的《头发乱了》,李欣《谈情说爱》、《花眼》到阿年的《城市爱情》,娄烨的《周末情人》、《苏州河》……这些作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音乐为叙事载体的音乐片,而是一种表达音乐情绪的影片。自传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拼盘式的镜像语言、装饰性的色彩、螺旋式的跳动结构、MTV的节奏、摄影镜头的激情晃甩、大段的摇滚音乐演唱……这一切无疑营造出了“第六代”们在出道之初便心向往之的一种浓烈的失落、焦躁和茫然的情绪;

王家卫电影中的“物化爱情”

在当代华语电影中,王家卫的电影作品始终充满话题性与争议性,也总是得到观众两极化评价。王家卫的大部分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充满神秘的疏离感与距离感,而只有透过这碎片才能看到深层次的东西。本文试图以王家卫电影中一再重复的主题“爱情”作为探讨的重点,进一步探讨王家卫在电影中如何使用影像具体地展现“物化爱情”,期望能寻觅出另一新的面向,作为观赏王家卫电影作品的方式。

王家卫电影的视听语言解析

王家卫的电影从形象元素、摄影构图、色彩、声音等诸多方面给观众带来别样的视听冲击与期许,于传统的观影者不啻为一种挑战与引诱。

论王家卫电影隐喻镜头语言下的含蓄美

王家卫的电影总是在讲述着追寻与拒绝的故事。他选择即兴的拍摄手法,将电影的叙事文本模糊,通过人物的情感对白来表现对生活的真切感受,使得整部影片叙事的整体感变弱。本文通过对几部电影的比较总结,论述了这个性格导演的电影隐喻镜头语言下所体现出来的孤独、隐忍以及悲戚的含蓄之美。

从《重庆森林》解码王家卫电影的视觉图谱

《重庆森林》是王家卫早期电影代表作品,较为明晰地保留了他电影探索的某些因子。从故事情节而言,虽依然是后现代拼接,但颇具故事性。与后期他的电影反情节明显不同,可以看王家卫早期电影戏剧性的一面。本片也预示了其电影成熟期如《花样年华》《一代宗师》的一贯技法。从视听语言角度分析《重庆森林》的视觉图谱,可以由此窥探出王家卫电影的镜头语言风格。

王家卫电影的“荒诞性”及其审美价值

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荒诞性美学风格。这些影片运用极端夸张、变形等艺术表现手法,通过独特的人物形象、场景、色调、情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表征“符号”,形象地表达了关于现实荒诞、人性异化的主题,深层次地揭示了“他人即地狱”,无法感受生命之重,以及在拒绝与追寻中做着无谓挣扎与对抗的“人”的困境。本文结合《重庆森林》《东邪西毒》《堕落天使》《阿飞正传》等电影作品,力图审视王家卫电影“荒诞性”的主要表征,挖掘其中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内在审美价值,反思当下社会及人之生存的困境,从而追寻个体信仰,找寻个体存在价值。

风动﹑幡动还是心动?——论王家卫电影的心灵转向

在众声喧哗的当代电影中,王家卫电影是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独特存在.它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充满魅力的二重性特征,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甚至图像文化与语言文化之间充满了张力,向我们敞开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影像世界,同时也为我们从文化研究、心理学、女性主义等多种角度来进行解读提供了充裕的阐释空间.然而,我们仍然不应该忽视影片中最基本的心灵向度.本文认为,王家卫突破了武侠题材、警匪题材、公路题材和历史题材影片的经典模式,而在其呈现的影像世界呈现出了对《六祖坛经》中“风动?幡动?还是心动”这一故事①的世俗化注解和深化,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心灵的基础性特征.

论王家卫电影的“女性情结”

王家卫的电影是香港作者电影的代表。本文通过拉康和劳拉·莫尔维等西方女权理论分析王家卫后期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和作用,从而指出王家卫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被典型化、符码化,更是缺乏的和"社会构建"的。

“王家卫电影”修辞格分析

李显杰在他的《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中提出了十三种电影修辞格形态:长镜、特写、递进、叠印、重复、闪现、插入、变格、形变、碎切、偏重、喻意、幻构。从电影修辞格这一角度分析王家卫电影颇具后现代主义风格修辞策略,进而读解王家卫电影的主题思想和深层意蕴。

王家卫电影和“97回归”

D 对香港人来说,香港“97回归”无 异于一次新的“震惊体验”（本 雅明语）,由长期殖民统治积 淀下来的身份危机/文化危 机/认同危机将由于历史的 突变而浮出水面,并扩散为 香港人的集体焦虑。电影作 为反映时代的有力媒介,无 可避免地要反映这种心态。 9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几乎 都和“97回归” 有关,比如 主流商业片《非常侦探》、《中 南海保镖》,文艺片《双城故 事》,《玻璃之城》、《昨夜长 风》、《甜蜜蜜》、《阮玲玉》等,

王家卫电影中四种“想象的能指”分析

电影是对“物质现实的复原.”[1]这是经典电影理论对电影的认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用数字技术制造的影像,在现实里可能并不存在,而是来源于人的想象.这更契合电影艺术的本性.用克里斯蒂安·麦茨的话说,电影是“想象的能指.”[2]麦茨的理论极为复杂,在此不宜简化,只对“想象的能指”作字面解读,强调“想象的”则说明电影是虚构的,是创作者的头脑风暴,不单纯是对现实纪录片式的复制;强调“能指”,说明电影是一种语言,关于“想象”的语言,是将想象物质化的过程,但电影的能指并非约定俗成的,表现出一种“个人性”,是导演匠心独运的创作和个体对世界的想象.

王家卫电影叙事特征浅探

王家卫电影在香港影坛独树一帜,与香港传统的商业电影大相径庭,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符号,为香港电影的多元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世界影坛也颇有影响。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导演王家卫在电影叙事风格上的特异化、新探索、新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他讲述的故事而是他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决定了他电影的全部。文章通过对他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细读来了解其叙事的特征与奥妙所在。

“交流”与“拒绝”的纠缠——王家卫电影中“无根性”的体现

长久殖民统治下无根文化的香港催生了充满了“无根性”的王家卫电影,本文将从王家卫电影“无根性”的本质出发、从王家卫为何总是将目光聚焦于那些些没有名字、似乎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的特殊视角出发,阐述王家卫电影中“交流”与“拒绝”的纠缠。

王家卫电影的后现代情感表达艺术

王家卫在华语影坛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电影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诉说情感。王家卫用其电影的不完整叙事诉说了人物空虚落寞又没有归宿的情感,用断裂的时间和空间艺术渲染了人物孤独的情感,用其独特的色彩表现方式、构图方式、人物内心独白和配乐描绘着人物的情感轨迹与情感关系,凸显了人物浓烈的后现代情感,为观众展现出一个漂泊、虚空、散漫的情感世界。

电影摄影中的色彩应用研究--以王家卫电影为例

王家卫在电影色彩的应用上极具视觉冲击力,擅长以暗红、蓝、绿、黄为背景,衬托出故事背景,以此来渲染气氛,制造情调。王家卫电影的色彩艺术,另类而又充满个性,打破了“天然色彩”传统电影美学原则,别具一格的色彩运用成为其电影的独特符号。从摄影角度看,每一部电影都是摄影色彩学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