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王府文官劣缺与宗室奏请

明万历年间的王府文官承续着前朝旧弊,旧顽新疾使王府文官缺官和庸劣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王官劣缺的大势下,王府文官对行政职权多玩忽职守,其所掌宗室奏请之权首当其冲。宗室奏请混乱不堪,劣缺状态下的王府文官难辞其咎,而这种现象终又归因于制度的嬗变与行政能力的缺失。

从辅弼、监察到尸位--明代王府文官制度的历史演变

明代王府文官制度脱胎于明初的王府相傅制度。朱元璋曾两次对王府官制进行改革,通过设立长史、增加文官、取消相傅兼官、裁撤王相傅府等措施,使王府辅导官的权力大为削弱,其“辅弼”职责的内涵也被大幅度狭义化。“靖难之役”后,出于削藩的政治需求,朱棣通过恩威并施的方式,把王府辅导官变为朝廷监察诸王的耳目,使其职责发生了异变。弘治时期,朝廷正式规定“亲王有过,专罪辅导官。郡王有过,专治内使教授”,标志着王府文官监察职责正式确立。明中期以后,随着宗藩体制的衰落,王府文官制度也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辅导官多“庸琐衰惫”之人,普遍尸位素餐。

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