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的突进:王度庐研究三十年

王度庐是民国年间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其《卧虎藏龙》曾被改编为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奖,小说曾节选进入高中教材,他是民国武侠小说以及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从1982年开始的王度庐研究,已经走过了近30个年头,经历了开端、深化、繁荣的不同阶段,学者们提出了悲剧侠情、旗族记忆、平民文学等重要观点,但也还存在着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

民国言情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年表

王度庐,1909年生于北京下层旗人家庭,原名葆祥,字霄羽。1926年开始在《小小日报》发表侦探、社会、言情等类型小说,1927年开始发表武侠小说。1930年在《小小日报》开辟个人专栏"谈天"纵论天下,并于次年进入报馆担任编辑。1934年移居西安,1936年回北平,1937年赴青岛,次年始以"度庐"为笔名发表作品。1938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宝剑金钗记》,到1944年《铁骑银瓶传》连载完毕,王度庐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悲剧侠情"风格的杰出代表。抗战胜利后,王度庐在青岛继续从事写作。1949年迁往辽宁,先后在大连、沈阳从事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1年迁入铁岭随幼子生活,直到1977年病逝,终年69岁。

生命力的飞跃和突进——评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具有心理悲剧的特征。女主人公玉娇龙的性格是在八方受敌、四面出击的境遇下展现的,其中包括“善”与“善”的冲突。这一形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充分揭示了她内心的、性格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敌人”正是她自己。小说对玉娇龙的悲剧及其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孤独感的渲染,得力于王度庐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分析派美学的契合。以刘泰保为代表的“闾巷之侠”形象的生动性,则体现着作者的“平民主义”精神。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和从小说节选的《语文读本》教材也各有特色。

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

因电影《卧虎藏龙》获得美国奥斯卡奖而重被世人关注的小说原作者王度庐,具有沦陷区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通俗作家的身份。这三种身份形成的不同线索既有区别又有交叉,从而产生了错综复杂的阐释迷局,致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处于缺失状态。通过解析王度庐这一个案,或许有助于充分估价中国学术传统,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研究思路,进而深化当下有关文学史的讨论,推进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工程。

王度庐的早期杂文

王度庐即王霄羽以"柳今"为笔名发表的140余篇杂文,在批判以"金权"为中心的社会弊端和伸张女权等方面继承了"五四精神";在对待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方面则与当时的"新儒家"有所契合;其文学观念既认同"五四"先驱提出的"平民文学",又与之有所区隔,并对通俗文学进行了理论性的界定;杂文中的"我"则经常显示着作者本人的气质和心态。这些杂文以平民的视角,非游戏、非消闲、"为人生"的态度以及"载道"、"言志"交融的风格而显示出京派"正格"通俗散文的品性。

《王度庐散文集》序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字霄羽,生于北京下层旗人家庭。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他被列为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现代侠情小说的开山宗师。散文集所选,绝大部分写于一九三○年,因《小小日报》保存得相对完整,所以这一百五十篇文字才得以比较集中地留传下来。青年王度庐更多地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认同,多次批评传统的风习节俗和世俗心理,将风习的批评上升到了研讨人生哲学和剖析国民性的层次。他善于观察世态人情的细微之处,揭示内中潜藏的文化弊病。王度庐小说经常出现散文笔法,他的散文和小说,在文体乃至局部素材方面,也是互有联系的。

王度庐:“渡”向“辽远水平线”的悲怆情侠

王度庐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通俗文学作家、沦陷区作家、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他兼具言情与武侠两大元素而以武侠为主,在1937—1949年寓居青岛任职中学教师期间,通过《青岛新民报》创作并连载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很大。王度庐的文学创作成就不仅具有民国京旗作家的一般价值,而且具有维护文化多元共生、重视中华文化积累、强化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意义。

论王度庐的早期小说

王度庐早期所撰侦探小说尽管难免稚嫩,当时却很受读者欢迎;同期社会言情小说因描绘城市生活面广、批判色彩浓厚而颇可观;武侠小说稍弱,但它们与社会言情小说一同探索'侠情'模式,并以不断积累、日益成熟的'失败-失意的男人'谱系,催生了《宝剑金钗》。历经12年,王度庐终于由一个17岁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开创'现代武侠言情小说'完善形态的一代宗师。

王度庐武侠小说特征研究——以《卧虎藏龙》为对象

王度庐武侠小说具有较少纯武技的描写和江湖渲染、注重人物形象刻画、通过心理描写来突出其悲剧精神等特征。

“侠义”与“侠情”:王度庐武侠小说的伦理建构

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对"侠义"与"侠情"有着独到的理解与阐释。"鹤—铁"系列作品通过主人公的情感纠葛,展现了传统武侠伦理的矛盾与冲突。作者用"平民"的视角切入叙事,旨在建立富有现实意义的"情义"世界。身为"旗人"的王度庐对于传统精神的没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有着切身的体会,其武侠小说也不能仅以消遣娱乐视之,作者对于传统武侠精神的思考富有现实意义,更应引起思想史的注意。

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中侠客主体意识的塑造

"鹤-铁"系列小说被视为王度庐的代表作,其中对于侠客主体意识的探寻逐渐取代了过去武侠小说聚焦于"行侠"行为的写法。京旗作家的生活经验丰富了王度庐小说人物的内在书写,也使小说与时代相呼应,这既是民国武侠小说受新文化冲击之表征,也是武侠写作挣脱通俗小说藩篱的体现。文章分析王度庐对侠客的职业身份、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三重书写,分析其内在主体如何建构并完成侠客主体意识的塑造,从而帮助理解民国武侠小说在何种程度上回应了新文化,并突破了武侠作为通俗小说文类的书写方式。

王度庐武侠小说悲剧意识形成背景探析

王度庐作为“北派五大家”之一,其悲剧侠情小说创作蜚声20世纪40年代通俗小说创作的文坛。了解王度庐,研究他的悲剧侠情小说,对重新了解、深入理解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史有重要意义。探析王度庐武侠小说悲剧意识的生成背景对理解其人其文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王度庐侠情小说悲剧意识的生成背景可从社会历史条件与其创作小说的内部因素两方面入手。

寒夜微光:王度庐寓居青岛期间小说创作价值新探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旧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巅峰阶段。旗籍作家王度庐是"悲剧侠情"一派的翘楚,寓居青岛期间所著多部小说引发了一时无两的社会效应,蕴含着强烈的批判世俗礼法、赞颂自由解放的态度,且对后世武侠小说创作"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从中国近代文学史发展来看,王度庐寓居青岛期间所创武侠言情小说有其相应的社会、艺术及历史价值。

中国现代北派武侠小说论——以王度庐的“鹤—铁系列”为中心

现代北派武侠小说的价值在于将中国武侠小说由古典型发展到现代型,并为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派武侠时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王度庐是中国现代北派武侠小说群的领军者,“鹤—铁系列”是他的代表作。对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进行分析不仅仅能够了解王度庐小说的成就,也能对中国现代北派武侠小说有个基本的认知。作为中国传统重要的类型小说,武侠小说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对王度庐及其中国现代北派武侠小说的研究相当程度上能够增强中国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

侠女玉娇龙说:“我是旗人”——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的清代旗人形象

民国年间满洲旗籍作家王度庐,在满洲贵族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作为一代新人,承继着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选择写作不被文坛重视的武侠小说,用通俗艺术的曲笔,编织逝去的王朝里活跃过的人物故事,并以其独有的悲情,重评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而开创了武侠言情小说中的"悲剧侠情"一派,从一个侧面,为曾经发生的民族悲剧,留下沉重的历史遗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群鲜活动人的清代旗人形象。

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

满族文学研究界对于王度庐这样重要作家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从民族文学的视角来研讨王度庐,民初旗族记忆与自身贫困投影、救亡图存精神与道德文化站位、侠义救世思维与古典主义习尚、恋京情结流露与女尊观念表达、悲剧模式笼盖与民族历史反思、京味文化品相与雅俗共赏格调等等,都有其人其文民族特质的体现。王度庐因写武侠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被归入有别于左翼文学革命叙事的"另类"档案,以至1949年后告别写作生涯,不能不算作是一项时代的舛讹。

孤独的人是可敬的——浅议王度庐小说中的孤独情结

王度庐作为"悲剧侠情"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孤独弥漫在他每一部作品的始终,这与作者的人生体验紧密相关。他描述给我们的是强者的孤独,是对理想的渴望和追求,是在苦难中的奋发向上。这种人生境界值得我们尊敬。

论王度庐小说所体现的时间艺术

小说是"寻找逝去的时间"的一种方式,时间概念是小说不可回避的重要概念。本文以王度庐的小说为例探究时间概念的奥秘并揭示其小说独特的时间观和对时间概念的艺术处理方式。王度庐是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与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一同被后世并称为"

悲剧命运中女性突围的悲歌——浅议王度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度庐作为"悲剧侠情"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他一方面赋予了她们悲剧的命运,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她们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两者结合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悲歌。

武侠大家王度庐的沈阳岁月

【开栏语】人是历史的灵魂,万物的灵长,翻看司马迁、拉施特、布罗代尔、丹纳、雨果、希利尔……莫不如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在时空舞台上穿梭环舞,碰撞出若干无穷动,是奇迹也是现实,是大历史也是小情调。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辽沈的天空群星璀璨,历史要素丰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