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诲与利玛窦首次进京

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进京的西方传教士;而广东籍的南都南京的礼部尚书王弘诲,则是利玛窦此次北上的策划者与引导人。此次北京之行虽未能使利玛窦实现其接触神宗皇帝的目的,但为他后来的成功居京打下了基础,意义堪称重大。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是王弘诲与利玛窦结交的基础,帮助朝廷修订历法是作为朝廷高官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浅层动机,帮助利玛窦传教则是作为准天主教徒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深层动机。他对自己策划和帮助利玛窦进京一事讳莫如深,既是想维持其高官地位,也是想在对外战争的背景下避免"里通外国"的嫌疑。

论博学鸿词科对明遗民的影响——以王弘撰为例

康熙十七年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遗民诗人王弘撰入京应试,其间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从隐居寺寮,拒绝拜访名宦大员,到为冯溥写贺词,与王士禛把玩文物,赋诗唱和,变化显著。王弘撰是清初遗民诗人的代表,关中声气领袖,应试前后人生境遇、心态与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彰显了此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对清初遗民思想、心态与创作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考证并阐释王弘撰应试之史实,也为解读清初遗民与官员交往现象提供了一种思路。

陶渊明与王弘交游文献辨考

史传记载王弘担任江州刺史期间,曾与陶渊明交往;然而仔细推论,此事疑窦甚多,不可深信。本文就此进行甄辨,认为王弘与陶渊明交往一事不足信。

持松法师与王弘愿居士的贤密判教之争述评

本文以1928~1929年间持松法师与王弘愿居士关于《华严经》、华严宗与密教经典、真言宗的判教关系所进行的争论为研究对象。持松法师对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在《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中认为真言高于华严的说法,难以认同,因而作《贤密教衡》证明真言密教并非高于华严。王弘愿针对持松法师之文,作《衡显密教衡》反驳,竭力维护空海的观点;持松法师再著《贤密教衡释惑》作为回应,王弘愿又著《答持松阿阇黎贤密教衡释惑》。本文认为持松法师不固守师说祖训、敢于突破传统与王弘愿居士的墨守成规、极力维护师说祖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弘法大师的十住心判教论并非绝对'无懈可击',因而持松法师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只是他对真言宗典籍的解读确有误解之处。王弘愿居士的论述虽无意另立新说而只为维护传统,其论述似乎也不及持松法师充分,但是他针对持松法师言论的分析和批评是比较切中要害的。

关中声气之领袖:王弘撰

明末清初,王弘撰在易学、理学、金石、史学以及舆地之学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善书画,书法极有王羲之之神韵遗风。他是顾炎武的晚年挚友,不仅勤学不倦,并且四方探访学习。他胸襟开阔,勤学惜时,这样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

浅析王弘的仕途经历

王弘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曾孙,于东晋末年审时度势,投身到了刘宋代晋的大业中,为刘裕鞍前马后,并为刘宋的建立立下求九锡的大功。但是刘裕建国后,并没有重用王弘,而是将其支出中枢;而王弘却通过参与废黜少帝,得到了进入中枢的机会,并且受到文帝重用。后来协助文帝相继铲除徐羡之、傅亮、谢晦这一批功高震主、威胁皇权的大臣,使门阀暂时性收回了中枢权力。但文帝时期已远非东晋时期可比,皇权已经不容许相权过大。王弘仕途之路,折射出当时社会矛盾,尤其是门阀士族与寒族之间争权夺利现实。

王弘撰《砥斋集》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考——兼及新见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抄本《待庵稿》

《砥斋集》为明末清初关中著名遗民学者王弘撰的文集。初刻于康熙二年(1663),康熙十四年(1675)重又编纂,但并未付梓,其刊刻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后;乾隆年间加以补修;光绪二十年(1894),敬义堂又以乾隆间补修本为母本进行了重刻。此外,王弘撰的诗集并未亡佚,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抄本《待庵稿》一卷,为海内孤本。《待庵稿》收录八十一首古体诗,诗歌内容有赠别、感怀、宴饮、田园等。这些诗歌随机排纂,已知最晚者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待庵稿》中所收诗歌,不仅可以作为王弘撰交游之佐证,还有助于梳理王弘撰的行迹,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王弘论

王弘服膺儒学,坚持礼法。东晋末年,他投靠刘裕,成为刘宋王朝的开国功臣。元嘉初,王弘利用皇权与相权相争之机,助文帝铲除徐羡之等人,升任首辅,后为皇权所逼,退出权力中心。王弘的思想、行为对当时的社会影响较大,从中可以看出儒学渐兴以及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轨迹。

陶渊明王弘交游新考

大约元兴三年(404)闰五月,陶渊明东下京口,出任刘裕镇军参军。同一时期,王弘也在刘裕幕中,二人应在此时相识。史籍中,王弘于义熙末"欲识之(陶渊明)"的记载应予以否定。因政治态度不同,陶渊明于义熙末年拒绝征聘,且不愿与任江州刺史的王弘相见,即史籍所言"不能致也"。王弘设计于半道拦截后,陶渊明在谨守遗民节操的前提下,与之保持着私人交往。这也是晋宋之际陶渊明对待其他仕宋友人的交游原则。明了陶渊明与王弘的"旧知"关系,还可以证明陶诗《于王抚军座送客》并非伪作。对陶、王交游的考察,可见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

东密求法者的对立——以王弘愿和持松的论辩为例

民国时期,中国掀起一股密宗争论热潮。在对待东密问题上,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王弘愿为代表,支持东密新义宗丰山派教义;另一是以持松为代表,反对该派教义。两个阵营的论战还涉及居士传法,显、密地位高下等重大问题。上述两大阵营的对立态度不可调和,争执双方互不让步。虽然后来东密在国内地位丧失,藏密求法者越来越多,但并不能据此说明东密的焦点问题在学理上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文章探讨两位东密求法者居士王弘愿和比丘持松的关系,说明东密问题在当时的不可调和性。

明代名臣、教育家王弘诲

王弘诲（1542-1617）明朝进±，教育家，今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历任翰林庶吉士、翰林院检讨、编修、南京礼部尚书等。他一生为官贤能清正、同情民众、关心教育事业，流芳千古。

王弘辞官逊位与刘宋初期政局之演变

王弘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曾孙,是宋武帝的佐命功臣之一。以元嘉三年为分界线,此前他积极有为,此后则一再辞官逊位,退让无为。他的行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与此类似的大臣还有王敬弘、张茂度、谢弘微、谢瞻等。这种现象体现刘宋时期的政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皇权伸张,皇权虽然还依赖门阀士族的支持,但对他们心怀疑忌,对他们的依赖性逐步降低,基本用他们来装饰门面;高门由于家境富裕,其家族荣辱对政权的依赖性不高,同时他们还受到皇帝的猜忌和皇室成员的排挤,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政权任用门第较低的士族和寒人来制衡高门,寒人参政积极性提高,与高门相比政局呈现彼长此消的态势。

理亲王弘晳与郑家庄

雍正帝继位后，集中力量分化、打击允襈、允禟集团，以清除朋党，整肃朝纲。与此同时，他还采取若干举措，缓和同宗室成员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对废太子允礽、弘晳父子的大力安抚，即是其一。

蹇步英雄亦有神——读王弘力彩色连环画《杨志卖刀》

热爱连环画艺术的读者一定知道,在连环画兴盛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脚本的连环画。如《红楼梦》、《水浒》等,进入21世纪,连环画收藏热的再次升温为连环画的出版带来了蓬勃生机,读者对连环画的热爱程度与日俱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适时推出王弘力先生的《杨志卖刀》一书,以飨读者。此书作者王弘力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但其对连环画的热爱与创作激情却毫不逊色。

王弘撰笔记《山志》的文物史料价值探析

《山志》是明末清初士人王弘撰所著且在世时已经刊刻的笔记著述。书中记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史料,这些文物史料涉及门类众多,包含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同时,包含许多对当时而言年代久远的古代器具和书画,以及一定数量的当世珍贵文物,体现了作者“古今同重”的文物学思想。书中王弘撰对文物的创作(制作)过程、流传经过、现收藏之所、功能、用途以及鉴赏等多元视角展开研究,揭示了文物的历史、艺术和文化等多方面价值,丰富了后世文物学研究内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琼海奇甸有遗篇——明王弘诲与他的《天池草》

明代海南名宦王弘诲的诗文集《天池草》,内容涉及嘉靖至万历数十年间社会生活,于海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记述尤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王弘奏免谢灵运事考

谢灵运任世子左卫率时,因擅杀门生被宋尚书仆射王弘奏弹免官,御史中丞王准之亦因不加纠举被弹免官,此事发生在义熙十四年九月至年底。从制度上看,纠弹御史中丞权归尚书左丞而非尚书仆射,且尚书省奏弹应据文书而不可据风闻,王弘奏弹在职权和方式上都有违制之处,却得到刘裕的支持,可见此事别有隐情。义熙北伐中,刘裕曾欲以刘义隆代刘义符居"储"位,王弘为刘裕代晋功臣,且因王昙首、王华为刘义隆府佐而亲近义隆,谢灵运则为刘义符府佐。奏弹是王弘代表义隆集团,在刘裕默许甚至支持下对刘义符集团的打压。

论王弘撰书法作品的文献及审美价值

王弘撰为明末清初关中地区著名的书法家,其传世书法作品较多,这些作品不仅有助于文集辑佚、校勘,还为其交游提供佐证,充实了人物资料,因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王弘撰传世的部分书法作品进行了分析,以期对王弘撰书法的研究有所裨益。

王弘撰年谱

明天启二年(1622)壬戌年一岁八月十六日生,为王之良第五子,叔父徵华先生抱以为己子。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太华山史,又署鹿马山人,晚号山翁,又曰丽农老人、天山丈人。陕西华阴人。父之良,字虞卿,又字鄰华。曾游于冯从吾之门。长兄弘学,号石渠,又号而时;次兄弘期;三兄弘嘉,字玉质,号云隐;四兄弘赐,号酒臣;六弟弘辉,号允塞。《砥斋集》卷二《题李长蘅小景》:"予生于壬戌中秋,长蘅写此在是岁之冬,盖与予齐年,俯仰今昔,不觉慨然。"明天启五年(1625)乙丑年四岁王弘撰之父王之良中进士。李元春《关学续编》卷二《而时王先生》:"父之良,字虞卿,乡举后六上春官,登天启乙丑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