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彝“文妖说”考论

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王彝“文妖”说与明初文学批评

王彝《文妖》一文对杨维祯的批评,是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下,建立新朝自身文学体统的反映,既有理学渊源也有个性言说。王彝以"文妖"指斥杨维祯,其批评并不仅是指向杨氏个人,实则含有区别元明之异,着意凸显明朝文学典范的目的。明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始功当归于王彝,同时,其"文妖"说也是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坏的开始。

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王彝寿的《越难志》

最近，杭州师范学院编印的《越难志》，是当时人王彝寿在太平军占领绍兴前后的记录。全书分上下卷。上卷《记叙》，按月叙事，从辛酉（1861）九月，到癸亥（1863）正月。

明初魏观之狱试探

在明初魏观之狱中,苏州知府魏观及文人高启、王彝不幸罹难。此狱实际上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排斥异己、巩固皇权而兴起的一场冤狱。剖析这起典型案例,可以加深我们对明初历史的认识。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元明之际诗坛主情论的演变

元明之际诗坛变迁的一条主线便是"主情论"内涵的演变。最早明确这一说法的是杨维桢,他提出"情性"说;稍后是高启,提出了"自适"说。同为"主情论",杨维桢主张抒发纵欲之情,高启则主张吟咏性情。入明后,为了适应文坛主旋律的需要,吴中文人对"主情论"有了新认识,如王彝提出"节情"、高启提出"格"。但他们的努力最终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因为明初的文坛环境已不允许"主情论"大行其道。

碑与礼:明代苏州乡饮酒碑的重建情境及铭文书写

《乡饮酒碑铭》的作者为明初文人王彝,围绕这篇铭文,前后共有三次立碑。初次建造的石碑见证了明初苏州府在树立地方礼教形象时遭遇的挫折。随后两次重建则反映了纪念碑的复杂性:镌刻同一篇铭文的石碑能够用来纪念不同的人物与事件。文徵明书《乡饮酒碑铭》是第三次立碑的产物。在现存《乡饮酒碑铭》的多个版本中,文徵明书《乡饮酒碑铭》独到地修正了早先版本的错误,体现出他对于乡饮酒礼和《仪礼》等经典的正确认识,为理解书画家文徵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高启诗文版本源流小考

高启为明初大家,一生诗文极富。历来崇尚高启诗文者也不乏其人,故他的诗文被传抄刻板付梓流行于世的也较纷杂,今将他的诗文版本加以探源考辨,这对研究高启诗文也不无裨益。 高启一生写了两千多篇诗文,分别收入《江馆集》、《娄江吟稿》、《吹台集》、《凤台集》、《姑苏杂咏》、《槎轩集》、《扣舷集》和《凫藻集》。元至正丁末(1367)年,他将移居青丘后即十年离乱时期所写的《江馆集》、《娄江吟稿》共七百三十余首诗辑为《缶鸣集》。因他自谦“未敢与昔之名家者比”特取《楚辞·卜居》中的“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意而命名的。并请先辈胡翰、名流王祎、好友谢徽为其书写了序。与此同时,吴中四杰之一即高启诗友徐贲也辑成高启的《缶鸣集》,并请高启的另一好友王彝为其书作序。于是高启的《缶鸣集》就有两种手抄本并行于世。

斜三角形射影定理

在中学数学里,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是刻画三角形边、角关系的两个最常用、最重要的定理。斜三角形的射影定理也是沟通边、角关系的重要定理。有时解题,应用射影定理,比较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更加方便,本文将介绍斜三角形射影定理的若干应用。射影定理三角形的任意一边等于其余两边在这边上的射影之和。即,斜三角形的射影定理可表示成: a=bcosC+ccosB.(1) b=acos C+ccosA.(2) c=acos B+b cosA.(3)

明抄孤本《媯蜼子集》考述

明初嘉定作家王彝因痛诋元末文坛巨擘杨维桢为"文妖"而声名大噪,其存世诗文集为人所熟知者是四库全书本《王常宗集》,该集正文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台湾"国家图书馆"现存王彝诗文集名《媯蜼子集》,六卷,在补遗通行本内容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媯蜼子集》也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全面考察王彝的诗文内容及艺术特色。

1932:上海银行公会代表的陕西之行

"九一八"事变后,国势阽危,举国人士皆抱实业救国之决心,是以开发西北之声浪高唱入云。1932年夏,陇海路管理局发起组织陕西实业考察团,函邀国内各实业机关与学术团体,选派专门人才参加,以便从事调查,作经营西北之初步工作。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作为当时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社团组织,选派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专员卞文鉴、交通银行稽察王彝嶟两位代表,全程参与了这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