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名儒王心敬的亲情诗探析

王心敬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他现存的近七百首诗作中,亲情诗有六十余首,涉及母亲、妻子、兄弟和子侄,表达出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风貌和光宗耀祖的责任与荣耀。其亲情诗运用比兴手法,善于将义理融于情景之中,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体现出作为理学家的真儒硕士特色。

论清儒王心敬的三教观

王心敬是清代前期著名的关学学者,在儒佛道三教关系上,他主张三教都是同一个“道”的表现,也都以心性为学。但王心敬反对晚明以来流行的“三教一致”或“三教一理”的说法。在他看来,佛道二教只看到了“道”和“心性”中清虚、空无的一面,而不像儒家的认识至大至全,故佛老以出世为学,而儒家则以经世为学,双方旨趣截然不同。王心敬的三教观既反映了明清之际关学三教思想的发展变化,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清初以来“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视和“尊朱辟王”之风的反对。

合流与新释——论王心敬对关学理论的补充与建构

清初关学家王心敬通过合流与新释的方法补充与建构了关学理论。合流指融会程朱理学中“明新止善”思想和陆王心学中“体用工夫”思想;新释指调和程朱、陆王两派矛盾以摈除门户之见;借“主静”与“主敬”之辨,重构阳明心法。王心敬秉承振兴儒学使命,正源关学学脉,以周、孔、颜、孟为宗师,促进了清初关学发展的转向。

论清初关学的“朱陆会通”——以李二曲与王心敬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在朝廷的提倡和学者的反思下,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尊朱辟王"的风气。但在关中地区,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代表的关学学者不避非议,力图用"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来融会贯通程朱、陆王之学,并在"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明新止善"的为学宗旨,强调向《大学》回归,从而为清初的"朱陆之争"指出一个新的学问方向,同时又使关学在此后的发展中避免了走向单纯的"道问学",而是在强调心性之学的同时又重视经世致用。

王心敬“明亲一贯”的经世致用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门下高弟,王心敬通过对《大学》"亲民"概念的重新解释,突破了理学贱视形下之器及实际事务的限制,在许多事关人民生计的具体学问和实践技能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就。

王心敬四书学的学术旨趣和义理价值

王心敬是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为数不多的尊奉阳明心学的学者之一。他逆时代思潮而动,借由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积极介入和回应是时的全国性学术议题“朱、王之争”,开显出“《大学》为宗”“会通朱王”“推重主敬”以及“摆落训诂”的学术旨趣。他对阳明心学的挺立和坚守虽然没有改变阳明心学的颓势,亦未能抵挡考据学成为乾嘉时期的“显学”,但却维系了阳明心学在清初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亦以“义理经学”的面相抵制考据之学在关中地区的渗透,并以个案的形式昭示了阳明心学、乾嘉汉学在清代不同地区的演进绝非是同步等质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地域和时空差异的。这一个案,启示在学术研究中必须注意地域性和普遍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避免以地域代表全国或以全国遮蔽地域的偏差。

王心敬易学思想初探

王心敬是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门下高弟,他是一位在儒家经学、哲学诸领域都颇有造诣的学者。在王心敬众多的经学著作中,《丰川易说》最为著名,他从易学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角度,概括论述了其"读易反身"、"学易寡过"的易学思想,从而阐明了他天人一体的本体论主张。

王心敬哲学思想考察——基于清初关学二曲学派

文章在整理王心敬著述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与原则,立足于清初关学二曲学派这一视域,从地方社会史和学术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二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王心敬哲学思想的形成及特点作了剖析。此项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可以使王心敬的哲学思想更多地为后世所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充二曲学派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从而推进对清初关学的研究。

王心敬“明亲止善”之学研究

作为关学后续,王心敬既保留了关学自张载以来崇礼尚实的学风特点,又体现了明代关学心学化的趋势,还受到了清初江南地区实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出多重化的思想特点。王心敬主张遵从古本《大学》,在他以"明亲止善"为宗旨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天人一体"的哲学本体论、"性敬同归"的道德修养论和"明亲一贯"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内在统一的。明清之际,由李二曲和王心敬所代表的崇礼尚实的治学思路及注重礼教的生活作风以及注重实用的关学学风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在经由我们反思、消化和吸收之后,必定会为今天陕西关中的社会发展、民众观念的改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文化资源。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

清初关学学者与襄城刘氏的交往和论学——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例

不同地域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对于认识和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思想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清初关中学者李二曲和王心敬与河南襄城刘氏二代人之间始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并且有着长期的书信往来。从这些书信中既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彼此深厚的友谊,也可以看到双方在学术思想上的异同,特别是在对陆王心学、经学、史学以及古诗文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既反映了清初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学术思想特点。

清代关学学人对《关学编》补、续文本源流述略——兼论清代关学学人对关学传统的自我建构意识

清代关中学人对《关学编》的续补,并非单线进行,而是大抵经过一个由分趋合、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首先,王心敬—周元鼎(简称王系)、刘得炯—李元春(简称李系)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向续述了从冯从吾到李二曲的关学学人,并对原编做了补述。随后李元春的弟子贺瑞麟再次续入李元春等关学七人,与之同时的柏景伟则将冯从吾的原编、以上两系的关学续补编、贺瑞麟的再续编予以删定整合、汇为一稿,而贺瑞麟在柏景伟殁后对合本的补正,则形成了今天《关学编》的基本面貌。

明清时期的井灌

井灌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商代已有了水井灌溉记载,凿井技术的发明可能还更早一些。春秋战国以后,由于提水工具桔槔的发明,井灌逐渐成为农业灌溉的一个组成部份。明清之前,历朝井灌都有不同程度地发展,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清时期,这种作用随着井灌的突出发展更为显而易见了,特别是在北方地区。直至今天,井灌仍然是北方农业灌溉的一个重要方式。透过井灌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进一考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中得到启示。因此,探讨井灌问题、尤其是明清井灌问题,很有必要。 明清时期井灌的显著发展 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北直隶、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省井灌有较大的发展。一是表现在民间凿井灌田比较频繁。徐光启说,田间水井,“北土甚多,特以灌畦种菜。近河南及(北直隶)真定诸府,大作井以灌田,早年甚获其利,宜广推行之”;“所见高原之处,用井灌畦,或加辘轳,或藉桔槔。……闻三晋最勤。

清初关学学风的特质及其当代意义

清代初期,关中地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将关学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和新的形态,其主要学风特点表现为由李二曲和弟子王心敬等人所代表的崇礼尚实、注重礼教、重视实用等治学思路和生活作风,它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