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式王草收获机驱动系统设计

王草是优质的多年生饲草作物,在我国南方地区广泛种植,具有直立簇生的特征,机械化平茬收获难度大。为此,基于王草机械化收获的技术要求,提出了一种驱动系统技术方案,介绍了其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设计研制了驱动系统。经过理论分析与计算,完成了驱动系统的主要参数匹配,并实现了驱动系统的样机搭载。性能试验表明:样机最高行驶速度可达9.13 km/h,能够在低速挡位内无级变速,直行偏驶率为4.115%,达到了王草机械化收获的作业要求。

“淡墨探花”王文治的误读——乐山市博物馆馆藏《工笔花鸟图册》的赏析与辨疑

乐山市博物馆馆藏二级文物《工笔花鸟图册》为清代女画家恽冰作品,在其流传过程中,一度被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家藏。由于画作精美,它曾作为其孙女习画的范本教材。王文治多次为画作题跋,且曾误认了画作的作者。十二幅画作、十二个题跋为我们展现了画家与书法家穿越时空的一场审美对话,以及书法与绘画的艺术碰撞。

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考察收集与鉴定评价

广西地跨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北回归线横贯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孕育了丰富的野生甘蔗种质资源。2016—2023年,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组织考察队对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开展系统调查和收集工作,考察队在广西8个地级市18个县(市、区)43个乡镇共收集到河八王种质资源58份。调查结果表明: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主要分布在海拔60.0~602.5 m,北纬23°08′02″~26°01′43″,东经107°08′01″~111°32′02″的区域;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20个描述型质量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在0~1.2044之间,平均值为0.5557,其中曝光后节间颜色的多样性最高,木栓较低,而茎形、气根、水裂3个性状无多样性体现;不同收集地区的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指数在0.1040~0.4911之间,贺州最高,百色最低;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表型性状变异丰富,6个数量性状的变异系数为17.3%~53.6%,平均为34.8%;不同收集地区的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变异系数在29.4%~36.9%之间,河池最大,桂林最小。聚类分析结果显示,58份广西河八王种质资源被分为六大类,与地理来源无密切关系,其中第Ⅰ类群中的材料综合性状较好,生物量和品质性状优良。本次考察收集扩充了广西甘蔗种质资源圃的资源数量,为甘蔗育种和遗传改良提供了优良基因资源。

王阮生平事迹补考

拙文《南宋诗人王阮生平事迹考》发表在《长江学术》2009年第2期上。其中有诸多环节没能考实,特别是登进士第后授官时间,永州教授任上入京拜见王炎及献书阙下,考亭拜见朱熹及从朱子学,昌国归来线路及歌咏,移知抚州及隐居庐山时间等,这些细节,今随着史料的深度发掘和新的发现,都得到了考实、还原。

中蜂群介台同巢育王新方法

我地养中蜂的陈先生,采完浙江春桂去江西宜黄采山乌柏,2023年是第2年。他告诉我,介绍他去的当地蜂友,继承了父亲粗放养蜂方式已10多年,平日很少去看蜂。为了防止春季分蜂飞走,第二年春季4月初就剪去所有蜂王1/2~2/3的双翅。4月中下旬开始分蜂。

南部县马王皮影戏传承发展研究

南部县马王皮影戏是流传于四川省川东北部南充南部县一带的民间小戏。本文基于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的相互印证,厘清南部县马王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现状。马王皮影戏的传承发展离不开艺人们的坚守,它的“一生”辗转曲折,笔者将其分为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革新期四个阶段。目前,马王皮影戏的传承发展仍处于革新期,在如今“万象更新”的大环境下其音乐表演已经受到了严重冲击,活态“奏唱”正在逐渐消失,就此引发笔者对马王皮影戏传承与发展的探索与思考,面临消失的“奏唱”该何去何从?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戏剧史视野下的《陵王》曲辞探赜——以日本资料为中心

唐歌舞戏《兰陵王》(日本称《陵王》《罗陵王》)具备故事、扮演、歌舞诸戏剧要素,向为研究者关注。《陵王》曲辞我国文献失载,但见存于日本,是推进唐代歌舞戏演艺形态研究的重要资料。《陵王》曲辞具有明显的代言成分,且歌唱、舞蹈由同一人承担,在表演形式上,已实现语言、动作、妆扮在“人物”身上的聚合,但其话语仍存在完全游离于戏外、不能统辖于人物表演的部分,与成熟形态的戏剧有显著区别。从生成路径切入,可以解释其戏剧要素产生与聚合之原理。

刘宋的体制权威与“倭五王”的政权建构

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整合“毛人”“众夷”及倭人的政治体。自辛卯年(391)开始,它还向朝鲜半岛发展。东晋攻灭南燕、收复山东半岛,恢复了对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影响力。日本列岛上的这一新政治体适时调整发展路线:一方面,寻求“倭国王”册封,以建立超越于豪族的倭王王权;另一方面寻求在刘宋官僚体系中获得高品官位,借助开府仪同三司的规制,以安东大将军府为最高军政机构,凭借使持节、都督之权节制治下各方势力,将其权势范围由倭国扩大至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力图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与这一发展路径相配合,倭王武时代出现了“治天下”的观念。

冥界十王信仰与敦煌引路菩萨像的产生

晚唐至宋描绘菩萨引导亡者前往净土的敦煌引路菩萨像,其图式不同于既往的来迎图,更强调“引路”的目的。这种转变与晚唐时期十王信仰的兴盛所引发的地狱观念具象化趋势密切相关。以观音作为引路菩萨受密教观音信仰的影响,而幡则糅合了汉地丧仪与佛教胜幡中出行、引魂、破地狱及生净土等多重寓意,二者共同建构了引路菩萨护佑亡者顺利渡过冥途的图像意涵。

王芗斋“意拳”哲学思想探源——《拳学宗师王芗斋文集》新探

王芗斋是近代著名武术家、武学思想家和武术改革家。作为意拳(即大成拳)的创始人,他对中国传统的拳学理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和创新。他的拳学思想自成体系,具有深刻的中国哲学内涵。本文从儒道两家哲学的视角,对其意拳思想根源进行探究。

葛浩文《格萨尔王》英译本词汇层面“变形倾向”研究

葛浩文夫妇合译了我国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其译本在格萨尔史诗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借用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的“文本变形系统”对葛译本词汇层面的“变形倾向”进行了研究。通过文本对比,发现葛译本词汇层面主要存在四类“变形倾向”:质的损耗、潜在表意体系的破坏、方言体系或其异域风情的破坏、短语及习语的破坏。这些“变形倾向”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原文的“异质性”,甚至抹杀了某些“异质性”,翻译理念和翻译环境可能是造成“变形倾向”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藏族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传播中,要坚定文化自信,突出原作特色,可通过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保持一种“平衡”,既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又能避免“变形倾向”,保留原作的“异质性”。

仪式类史诗视角的《亚鲁王》与《簪汪传》

很多活态史诗是在仪式中演述的,从演述语境的角度可将史诗分为仪式类史诗与非仪式类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是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两部仪式类史诗,就已经整理出的文本的主要内容来看,两者可视为互文,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如果将两部史诗的演述语境丧葬仪式与祭鼓仪式也纳入比较的参照元素,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并增添诸多不同的文本内容,就完整的丧葬仪式词与祭鼓仪式词而言,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

王之江的光学设计之路

王之江,因在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中的贡献非常突出而广为人知,然而他在中国应用光学学科建立中的卓越贡献却鲜有人知晓。实际上,中国第一本《光学设计理论基础》是由他在实践基础上编写的。关于王之江从事应用光学的经历及所做出的科学贡献,目前在舒美冬主编的《王之江科研生涯》一书中有简要阐述[1],学界仍对其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

哲学的解读与古典的语境:试析《俄狄浦斯王》的阅读策略

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希腊悲剧的典范,是一部在西方思想界被解读得最多的作品,对它的解读,能够生发开去的面向很多,不同的解读视角能够带来不同的阅读和观剧效果。本文试图在是跟从现代诸思潮还是返回古典语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讨论,哲学式的解读是要把读者引向怎样的一种方向?而关注古典语境的阅读立场又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并最终认为任何解读都应该紧扣文本,在借鉴现代思想找寻切入角度和方法论的同时,也要警惕现代思潮和方法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要注意理论的有效性边界何在。

王鹏运致郑文焯书札四通考释

王鹏运与郑文焯为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家。二人商略词学,情谊深厚。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今人对于他们词学交往的细节一直缺乏较为全面、丰富的认识。今见王鹏运致郑文焯书札四通,内容涉及二人生平及校勘梦窗词等重要信息,呈现了清季词学家学术交往的生动图景,具有较高的词学价值。

论明代余姚王阳明家族的家教与家风

家教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家族十分重视庭训家教、养成家风。明代余姚王阳明家族秉持孝悌传承,践行忠义良风,注重蒙以养正,其家教家风具有独特风貌与鲜明特点,可以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一是继续传承孝长慈幼的道德风尚,二是将忠义良风转化为家国情怀,三是在立德树人背景下,构建新时代“蒙以养正”儿童德育体系。

影视人类学视野下《亚鲁王》的观看之道——基于《王的祭奠》的制作与阐述

民族志影像制作过程中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相遇”的情景事实,是影视人类学学术生产中亟待反思的新论题。以亚鲁王文化展演为拍摄主题的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通过“砍马仪式”的观看深描,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基于摄影机、学者、导游在场的与村民、文化持有者之间互视交流的过程。从仪式拍摄的角度,仪式之外的意外事件是《王的祭奠》的叙事重点;从民俗记录的角度,民俗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无奈”是本片的偏向;从拍摄视角,主观的个人参与“相遇”视角是影片制作者的主动选择。基于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的制作缘起、制作过程和交流反馈的整体性视野,分析了英雄史诗《亚鲁王》复兴式的文化展演引发的对“亚鲁王文化”的观看与被观看、拍摄与被拍摄、让看与不让看的情景事实,呈现出影像互视的观看之道。

明梁庄王墓出土鹘捕鹅玉束带发微

2001年在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了一套鹘捕鹅玉束带,其残留玉带饰均刻画有鹘捕天鹅图像。论者往往据此将其与金元之际流行的“春水玉”关联,进而推测其为金元遗物。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春水玉”图像形式的渊源与变迁,突破材质媒介的界限,以进一步明确梁庄王墓玉束带的造型来源,揭示其作为明代内府制器的可能。本文指出,这种可能性的成立,不仅源于形式考察,更与墓主个人趣味和生活体验相关。通过揭示海青驾鹅活动流行于明初宫廷及彼时宗亲之间围绕海青等猛禽展开交流互动的史实,梁庄王墓出土的鹘捕鹅玉束带与其他相同主题的传世器物和画卷共同成为体现明初宫廷生活与趣味的珍贵艺术遗存,进而为今天理解元明宫廷文化艺术的嬗变提供管窥之径。

集安博物馆藏张明善拓好太王碑墨本

张明善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碑碣捶拓专家,1963—1964年应中朝联合考古队的邀请,专程到集安捶拓好太王碑。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先生协助共拓得四套。留存博物馆的拓本用大张毛头纸拓成,经装裱四面,捶拓质量上乘,基本保存了好太王碑文字的原貌,上墨均匀、字迹清朗、浓淡有致,无人工修饰痕迹。通过此拓本与碑文对照,可以识别出多处不甚明确的文字,对于研究好太王碑所涉及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