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疾病书写中的个人与国家

晚清＂五四＂以降,西方先进的哲学思想和自然不断虚化、边缘化的身体终于得到了正视。身体平科学理论纷至沓来。长期处于＂心＂的压制之下,被等、身体解放的理念应运而生。而亡国灭种的危机和被西方人讥为＂东亚病夫＂的屈辱迫使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尚武、尚动等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方式,来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认识也使得身体上的疾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古典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书写可谓比比皆是,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然而吊诡的是,原本属于个人的疾患,

茅盾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分析

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从精神联系看可以上溯到近代小说中开始出现的洋化的摩登女子,当时她们也被称为“新女性”。这类形象开始并非作为“新生事物”予以正面表现,她们更多地是服从于作家刻划人物之外的需要,即让她们充任某种代码,进而成为叙述结构中的一个方面而起作用。也许正是基于这种选择。

蒋光慈小说中的疾病隐喻

疾病作为重要的书写内容,主要以肺结核或梅毒的形式出现在蒋光慈的小说里。通过解读蒋光慈《野祭》《短裤党》《丽莎的哀怨》以及《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小说对疾病的书写,可以发现疾病是随着这几部小说中革命氛围的不断增强,而由肺结核过渡到梅毒的。这让我们可以辟出一条路径来观察蒋光慈,甚至其他心怀革命理想的现代作家,是如何借助疾病的隐喻来形成他们对革命之未来的现代性想象。

启蒙、革命和抒情的循环圈——以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例

蒋光慈式的知识青年以"我注六经"的方式解读外来文化。他们借助变异的启蒙摧毁了原有的认知方式和价值系统,获得了自我解放。革命文化为他们基于自身处境的反抗赋予了合法性。抒情作为革命的传播方法,在读者世界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新的启蒙与革命。在这样的循环圈中,个人渐渐被无所皈依而又没有理性控制的情绪俘虏,陷入无所着依的虚无,只能以反抗和破坏创造出更多更激进的循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