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京师祈雨与王朝治理

清代祈雨制度是对前代祈雨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于康熙朝渐趋定型。康熙朝京师祈雨兼具应对京畿与全国旱情的重大意义,不仅专指祈禳的主体、仪式、程序等具体环节,还包括诸多实政内容。君臣遇旱修省与议政补阙,成为推进清朝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机制。京师祈雨及信息奏报还是康熙帝整肃官纪、打击朋党与整饬吏治的抓手。皇帝亲祈是清代祈雨的最高规制,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去世后,康熙帝不再亲祈,其观念发生“人事为实、天心为虚”的重大转变。这既反映清初尚实的思想趋向,也体现清帝对儒学“神道设教”的精微理解和灵活运用,折射出祈雨与清帝实心实政理念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嬗变的民意表达机制考察

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嬗变相应,民意表达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各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前工业社会中,王朝统治者借民意搜集机构监听民意,此时的民意表达机制主要是单向度、被动的,民意表达的主体、内容、形式受到极大限制;到了工业社会,社会管理者在强化民意表达制度化的同时,从行政、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规范、引导民意,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表达机制是双向度、主动的,民意表达的主体、内容及形式多样化;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现代文明社会构建的民意表达机制受到新的挑战,构建服务型民意表达机制任重而道远。

明代灵渠修浚与边疆经略研究

灵渠是边疆水利的代表性工程之一,作为古代沟通内地和岭南的水运咽喉要道,自修建以来即负担物资与人员的流动。明代广西既要应对区域内部各族群动乱,又与外部安南之间互有博弈,其边疆属性明显。明廷治理广西的举措之一是“水利治边”,先后六次修浚灵渠,使其在军事、行政、农业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发展生产、安定民心之余,有效配置兵防力量,深入推进灵渠流域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流域内的融合。水路交通的通畅可保障粮食运输与士兵调拨,对边地土司形成有效震慑,巩固王朝在广西的治理。但面对此起彼伏的族群动乱,明廷应对稍显疲软。而灵渠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在与安南的往来之中,既能有效地维护边疆安全,又能发挥其后勤保障的协同作用,纾解作战之急。灵渠由补给线到交往之路,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两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水运交通带来的便利,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开发与互动,有效诠释了交通与边疆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为后世治边策略提供了镜鉴。

明代湖广土司区的“无印土司”

明代湖广行省西部土司区内,除了45家朝廷敕封的"建制土司",还有许多未经朝廷敕封的"无印土司"。这些"无印土司"有土司名号,但没有受明朝廷敕封的记载,永宣之后也没有朝贡记录,因此与"建制土司"有差异。根据来源的不同,"无印土司"可分为四类:其一是元朝、明玉珍夏政权或明洪武朝所封,永宣后未获承认;其二是"建制土司"或卫招抚设置;其三是从"建制土司"中分化而来;其四是来源不详,自立发展。"无印土司"在湖广土司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明朝廷对"无印土司"比较宽容,默许"无印土司"存在,甚至还征调其参加军事行动、赏赐立功者,处理"无印土司"与"建制土司"的冲突。明朝对"无印土司"的态度及管理使土司制度的运行体现出刚性规定与弹性管理兼而有之的特点,也使王朝治理更符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状况,有利于维护湖广土司区的稳定和发展。

治国“体要”之争——《宋朝诸臣奏议》与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视角

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呈现出四重争论并各自存在局限,而《宋朝诸臣奏议》这一文本有助于该研究回归历史与观念语境;从此文本可以看出,当时双方争论的深层次问题是"治国之体要",亦即关于北宋王朝治理体系的政治等级体结构、各层级的行动纲要、核心机制等主要问题的认知差异。在"体要"之争的视角中,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坚持君主与百官在政治等级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断强化各层级的行动纲要;而王安石变法则以"庶政"为中心,将基层社会纳入王朝治理体系的政治等级体结构中,进而改变各层级的行动纲要。"治国之体要"的问题,凸显出双方多重争论的根源是对北宋王朝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不同构想;"体要"之争的研究视角,则有助于我们系统梳理和分析诸项新法政策在北宋王朝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意图与整体意义。